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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知识分子责任的思考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9
 
 

 

有关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去年底由《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确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2010年正好是我的导师费孝通先生去世五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从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经历和追求,我感觉到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光荣和伟大,趁势在《人民论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既是追思先生,也表达了沧海横流时代,对战略知识分子的需求和大浪淘沙般的选择。也引发出我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战略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是时代和个人的历史责任共鸣,还是一种不甘寂寞的鼓噪?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定要熟读孔孟之道,以四书五经博取功名,只要范进中举,即可一展宏图,虽然不乏志大才蔬、弄权祸国之辈,但大多牢固树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进则安天下,退则修自身,他们被称作“仕”或“士”。进入近代中国,科举制变成了考试制,读书是为了学习知识,虽然事实上还是社会选择的主要工具,但选拔形式、特别是选拔内容完全变了,知识重于修养,理论多于实践。知识多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体系,理论一直都存在如何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读书人的称呼也变成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仅与传统的“仕”和“士”不同,而且往往成为反传统的先锋,对社会充满批评精神,这也是延续了西方所谓知识分子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的窝囊背景下,有些人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救世主心理,以为读了洋书穿上西装就不是中国人了。当然更多的读书人,还是延续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不断地“吾将上下而求索”,更不断地努力奋斗,将自己融入中国的历史和人民。一百七十多年的磨练,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大大扩容了,但精神是否也同时成长了呢?大家都显得没有太大的把握。

经历了无数的反侵略战争,无数的东西方文化混战,无数的大浪淘沙般的洗礼,我们却不知道知识分子为何物了,岂不怪哉!一百六十多年的翻云覆雨,颠覆了多少是非曲直,知识分子一直起伏于峰口浪尖,不知道又有何怪!想一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近代中国犹如不断改道的黄河,虽然不改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大方向,其间又经历了多少辗转反复?最早三十年我们觉得“器不如人”,于是要中体西用,引进洋务和实业,再三十年我们觉得“制度也不如人”,于是开始派留学生,搞变法,再再一个三十年,我们觉得整体文化都出了问题,于是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要用民主和科学打倒自家的“孔家店”。实业救国走不通,就教育救国,政治维新不理想,就来革命运动,城市革命不成功,就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人走过了多少激流险滩啊。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经历了“统”与“分”的两个重大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相应也是反复无常。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如历史洪流中的碎叶,颠狂中变幻莫测,一会儿是“臭老九”,一会儿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甘寂寞、指点江山的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人站出来,很少有人在沧海横流中做到“手把红旗旗不湿”,能够留下一世英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一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新时期,名和利的得失权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放得更大,大大检验着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有知识,无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感慨,还是一种集体性失落?

21世纪后的中国,全球化成为无可置疑的时代背景,知识分子身上背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在,科教兴国不仅指日益强大的物质力量,更包含着文化的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历史要求知识分子做得更好,于是有了战略知识分子的说法。这是一种希冀,还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大自恋?

寒假期间,带着家人游三峡,还带了一本厚厚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当然也带着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在宜昌远观了葛洲坝水利工程,参观了中华鲟研究所,然后登上了去重庆的游轮。第二天上午就参观雄伟的三峡大坝,在最高处的坛子岭买了一本《百年梦想——中国三峡工程决策纪实》。躺在游轮舒适的床上,一边透过落地大窗户看着巨大的轮船,在五级船闸中一级一级地提升、最后翻越大坝进入高峡平湖的壮举;一边阅读着三峡建设70年的梦想、40年的论证、30年的争执的艰难历程,让人一下子似乎触摸到战略知识分子的一种内涵。

早在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就上书李鸿章主张利用水利发电,平水患而兴水利,这时世界上第一台水力发电机刚诞生5年。改良不成的孙中山开始革命,革命挫折中研究《建国方略》。1917年在上海的寓所里,他比照地图选择了宜昌,最早提出了建立三峡大坝的设想。建国之初的毛泽东,不仅写下了壮丽的“高峡出平湖”的诗篇,而且一直关注和推动着这项浩大工程,甚至提出想给长江水利工程局局长林一山当助手,找一个人替他当主席。周恩来以他一贯的细致务实,脚踏实地推动着这项工程的进程。历史又走过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时代,经过无数次的论证和争论,终于在199243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三峡建设得以确立,200361日下闸畜水,直到2009年才全部完工。

这一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凝聚了无数中外知识分子的血汗。19445月,冒着日军进攻的炮火,美国最著名的水坝专家萨凡奇就应邀到三峡考察,他一生建造了60多座大坝,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的4个大坝。他提交了最早的三峡大坝建设方案,等1946年再来中国时,大坝理想已经淹没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炮声里。1955年苏联老大哥也派出了12人的顶尖科学家,再次帮助中国选址和设计,出现了南津关还是三斗坪的争论,直到1959年才达成初步的共识。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一切又成往事。

从四十年代开始的三峡建设的坎坷之途上,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默默勘探、设计、实验、论证;更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小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不断推动这一工程付诸现实;还有一批忠实的批评者高举反对的大旗。就像一个传一个的接力赛,不断传递、完善、实践着三峡的梦想,许多人付出了终身的努力和代价。中华鲟保护的故事、泥沙专家钱宁的死而后已、几十年关于三峡工程安全的论证和实验……,让人有太多的感动和震憾!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出于对科学的忠诚、对人类福祉的责任、对国家的热爱、对历史的担当,他们身上是否就体现着我们要寻找的战略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

船到重庆,又去了一次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红岩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车耀先和小萝卜头牺牲的戴公馆,给自己买了一本《红岩档案解秘》,给儿子买了一本《小萝卜头的故事》。红岩正反各色人物的生前死后,更加详细地展示出来。历史原来并不复杂,人性却扑溯迷离;监狱只是专政工具,时代不同关押的对象也不同,但监狱里的人却会演绎不同的人生价值。重庆解放前夕的大逮捕,首先叛变的是重庆市委的几位高级领导,因为害怕倒在黎明前,他们最终倒在了黎明时分;而许多他们的部下和亲手发展的新党员,却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烈士们牺牲了,却树起了高大永恒的人生。

叶挺将军拒绝蒋委员长的亲自封官许愿,坚持“人的身躯怎能由狗洞里爬出”的原则,毕生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国鋕、胡广斌等人背叛家庭,拒绝保释,甘愿坐牢。《红岩》小说里的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以及叛徒甫志高,已经成为历史定格的形象,他们都是大小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头上演了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最关注的是烈士们用生命写成的《狱中八条》,也反思自己在生死选择时会有着什么样的表现。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人生的信念,因为有了主义真,才会有砍头不要紧,没有人生的境界,不可能有人生的高尚。中国知识分子从来讲求气节,要称作战略知识分子,可能还必须有坚定的人生信念才行。

一直回到北京,才读完那本长达454页的厚书《陈寅恪与傅斯年》。这是一本讲述知识分子人生境遇的著作,涉及了我们熟悉或者还不太熟悉的许多老一辈学术名人的悲欢离合,经常读得揪心揪肺,让人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他们是一代学术大师,为人为学堪称典范。陈寅恪先生坚持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把学问做成了事业,也做成了不朽的艺术品;而傅斯年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开始,就以经世致用为取向,一直累死在台湾大学的重建岗位上,他公开叫板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其才气、霸气和勇气都令人叹为观止。他们或许给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另一些人格启示。

几本书和一路观感,都不足以说明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其说战略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说清的概念,不如说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人生实践。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一定要走才能到达罗马,而且必须是在信念、忠诚、热爱以及历史的担当和责任引导下,才可能走出一代学人的辉煌。

我们还是少说多做吧。

 

徐平  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化学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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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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