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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博士生与中国公众价值观比较研究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3
 
—— Inglehart“后现代化理论”的验证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北京 100091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测量工具,分析比较当代中博士生与中国公众价值观上所存异同,研究结果不但验证了Inglehart“后现代化理论”在比较上述两组人群背景下具有可信度,还证明了当代中博士生的价值观已发生了“现代化”维度上的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及“后现代化”维度上的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转变的趋势,即博士生更加趋向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和法理权威,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

【关键词】后现代化理论;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

   

人们研究价值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价值现象的内在规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调节、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活动更加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符合人的目的和美的规律,从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促进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鉴于此,学术界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等一直都对价值观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研究。

一、“后现代价值观”的理论框架

对于价值观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存在文化、社会、个体三种研究取向。三种研究取向在切入角度、内容选择等方面都各有侧重。一般来讲,文化层次的价值观研究是把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分析评判,从中梳理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社会层次的价值观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研究宗旨在于反映一种时代变迁,一种体制、政策变革所导致的价值观变化,所以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一些社会地址性特征如经济状况、职业类型、文化特点等因素就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将个体自身特征因素如需要动机、认知风格、生活满意度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宗旨在于从个体间共有属性的角度探讨价值观的形成和作用机制。[]本项研究采用三种取向相结合的途径,着重跨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价值观比较研究。

由于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所以不同文化或亚文化的人群在价值观上也存在着差异。因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世界各国公众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产生影响较大的有Hofstede涵盖5个维度的价值观研究、[]Triandis关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研究、[]Schwartz有关10个价值观动机类型的研究、[]Bond的中国人价值观研究、[]以及由Inglehart组织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而这当中又以Hofstede Inglehart领导的价值观研究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

Inglehart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分别于1990-1991年、1995-1996年、2000-20012005-2006年进行了世界范围内的4次调查。这4次调查收集问卷数十万份,共包括了世界六大洲93个国家,涉及世界85%的人口。

该研究的组织者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英格莱哈特(Inglehart)通过对数次调查数据的分析,提出了新的研究价值观的理论范式,即“后现代化理论”范式。世界学界一致认为,英氏“后现代化理论”是继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后,在世界范围内又一最具影响的文化理论。

英氏通过调查数据发现,世界各国两代人在政治、经济、宗教、性别、家庭上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沿着可预期的方向发展的,即许多主要价值观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变化的,而且这些价值观的变化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英氏指出,许多发达国家青年的价值观已经并将继续发生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过程。这种“后现代价值观”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而是强调实现生活质量、个体幸福的最大化等。

英氏在其“后现代化理论”中提出的理论假设是,“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它是指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一场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变迁。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目标,成就动机成为最重要的个人目标。传统价值观,通常为宗教价值,逐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理性价值”取而代之。英氏还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近20年已经开始向新的方向,即“后现代化”方向发展。[]这一变迁进程中核心社会目标、个人价值观和权威系统变化如表1所示。[]

1: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目标、个人价值观和权威系统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后现代社会

核心社会目标

稳态经济下的生存

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

实现主观幸福最大化

个人价值观

传统宗教和社会规范

成就动机

后物质主义和

后现代价值观

权威系统

传统宗教权威

理性-法律权威

不强调法律、宗教权威

1反映出在“后现代化”阶段,社会的核心目标从“经济增长最大化”转到强调“主观幸福最大化”;个人价值观取向从“成就动机”转到更注重“自我表达”;权威系统中,人们不再强调任何权威,而是看重个人自主。

为了证实他的“后现代化理论”,英氏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次对世界近100个国家数十万公众的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两个可以反映各国公众价值观变化的维度,而这两个反映价值观变化的维度从实证角度证实了英氏“后现代化理论”的正确和可靠性。这两个维度分别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或“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或“自我表现价值观”)转变的程度。

“传统”与“世俗-理性”维度首先反映出宗教重要与否的社会对比,其中价值观的差异表现在强调家族联系、服从权力当局等方面。处于“传统价值观”一端的社会强调宗教、传统家庭价值观、否定离婚、重视社会整合而不是个人成就、主张顺从权力当局、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等。居于“世俗-理性价值观”一端的社会在上述各方面则持相反的态度。

“生存价值”与“幸福价值”维度涉及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特性,它主要包括“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两极的对比,从强调经济安全和物质安全转向日益强调自我表现、主观康乐和生活质量。持“幸福价值观”的人们强调环境保护、妇女运动,要求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决策等。而强调“生存价值观”的社会表现出个人主观康乐水平较低、人们健康状况较差、人际信任程度低、对外人容忍性较差、高度信任科学技术、赞成集权主义政府等。[11]

我国现在正在步入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了解并研究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把握其变化趋势,已成为研究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面之一。本文作者根据英氏“后现代化理论”,对当代中博士生和公众的价值观进行比较,鉴博士生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对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的关注度及责任感方面,都高于中国普通公众,所以提出研究假设博士生在价值观的“现代化”维度上,更加趋于“世俗-理性价值观”;在“后现代化”维度上,更加趋于“幸福价值观”。

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信效度都较高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测量工具,比较分析当代中博士生和中国普通公众在价值观上所存异同,并验证上述研究假设。目前我国在读博士人数已达12万多人,人数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跃居世界第一。他们价值观上的取向与变化趋势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把握我国当代博士生的价值取向,及时调整培养价值观的方针策略,从而对培养提高博士生的政治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中博士生与中国公众的价值观比较

(一)方法

1.被试

本研究中博士生方面的调查数据来自本文作者分别于20032006年对北京市某高校0306级的321名在校博士生调查所得,这些博士生年龄介于2444岁之间,其中男学生为229人,占总人数的71.3%;女学生为92人,占总人数的28.7%。所学专业涉及人文、社科类。

与博士生进行对比的中国公众的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2000年的调查数据。所调查的中国公民人数为1000人,其中男性为494人,占总人数的49.4%;女性为506人,占总人数的50.6%;年龄介于1865之间。

2.测量工具

借用“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根据英氏对其中最主要的价值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按照其中43个价值变量(实际包含问卷中100多个变量,因为其中一些变量为“复合变量”)内在联系或特征,抽取两个“公共因子”。一个是“传统权威—世俗理性权威”因子,它反映的是“现代化”维度,该维度能解释跨国价值观变量总方差的21%;一个是“生存—幸福”因子,它反映的是“后现代化”维度,该维度能解释跨国价值观变量总方差的30%。问卷的题目选项采用234510点量表记分,多数情况下,1都表示“非常重要”(或“非常好”)的肯定回答,反之亦然。各变量的得分值基本为被试者在该问题选项上的平均值。

(二)结果

根据英氏“后现代化理论”,将中博士生与中国公众在“传统价值观”、“现代化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幸福价值观”4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得到双方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维度上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采用t检验来判别双方在各个因素上的差异显著性,结果得到以下资料(表2345)。

2 博士生与中国公众“传统价值观”各变量差异验证比较

  

教育孩子信仰

宗教

教是 否重

族自 豪感

工作是否重

家庭是否重

理想孩 子数

教育孩

更加尊重权

必须尊重父

好坏界限分

Mean

1.94

3.19

2.58

1.84

1.40

1.13

2.22

1.96

2.68

1.18

1.99

Std. D.

0.243

0.872

2.445

0.770

0.579

0.342

1.073

0.205

0.570

0.388

0.366

中国公

Mean

 

3.53

8.68

1.97

1.59

1.42

1.07

1.85

1.09

1.06

1.64

Std. D.

 

0.779

2.250

0.758

0.657

0.552

0.437

0.355

0.345

0.228

0.593

T

 

-6.403

-32.388

-2.531

-4.575

-9.015

27.505

4.961

59.320

7.113

9.681

Df

 

1245

621

1266

1301

1307

1303

1316

1261

1266

1167

Sig.

 

.000

.000

.0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在“传统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教育孩子宗教信仰”选项上公众一方的数据缺失外,其他各项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p < 0.01;“民族自豪感”:p < 0.05),这说明中国博士生和公众在“传统价值观”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在“宗教是否重要”、“工作是否重要”、“家庭是否重要”以及“理想孩子数”4个问题上,博士生比公众更加倾向认为宗教、工作、家庭重要,且认为每个家庭有2个孩子比较理想。而在“上帝是否重要”(仅有308名公众被试者的数据)、“民族自豪感”、“教育孩子顺从品格”、“更加尊重权威”、“必须爱戴和尊重父母”以及“好坏之间是否存在着清楚的界限”6个问题上,公众得分高于博士生,这反映出公众比博士生对上述观点更加赞同。而“传统价值观”各变量中差异显著度最大的变量出现在“尊重权威”问题上(t = 59.320, p < 0.01),这说博士生与公众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博士生认为未来生活中,更加尊重权威不是好的变化,而公众则认为尊重权威是好的变化。

3 博士生与中国公众“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差异验证比较

  

对政治是否感兴 

教育孩子责任感

是否合

胎是否合

教育孩 子节

教 育

教 育

子工

教育孩子宗

教育孩子顺

(成      机)

Mean

2.18

1.50

2.04

1.09

6.92

5.72

1.84

1.22

1.26

1.94

1.96

Std. D.

0.889

0.572

0.830

0.293

2.179

2.336

0.365

0.415

0.483

0.234

0.205

中国公

Mean

2.20

2.06

 

1.36

2.92

3.31

1.43

1.84

1.14

 

1.85

Std. D.

0.749

0.736

 

0.481

2.842

3.299

0.495

0.367

0.349

 

0.355

T

-0.382

-12.392

 

-9.448

23.509

12.036

13.797

-25.408

4.834

 

4.961

Df

1239

1278

 

1316

1304

1290

1316

1316

1316

 

1316

Sig.

.7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对政治是否感兴趣”和“教育孩子宗教信仰”问题上公众数据缺失外,“政治是否重要”选项上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p = 0.703;这说明双方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没有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他各项都存有高度的显著性(p < 0.01),这说博士生和公众在大多数“世俗-理性价值观”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在“是否经常讨论政治”、“教育孩子责任感”、“离婚是否合理”、“堕胎是否合理”、“教育孩子果断品格”5个问题上,都反映出博士生比公众对于上述观点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而且对于离婚和堕胎具有更大的宽容度。在“对政治是否感兴趣”问题上(公众数据缺失),博士生一方的平均值(mean = 2.04)可反映出博士生对政治比较感兴趣。在“成就动机”(“复合变量”)所包含的“教育孩子努力工作”、“教育孩子果断”2个正面选项和“教育孩子宗教信仰”、“教育孩子顺从”2个负面选项中,4个正负选项之差的平均值(博士生:1.45;公众:0.87)反映出博士生的“成就动机价值观”远远高于公众。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中,只有在“教育孩子节俭品格”1个问题上,公众比博士生得分高。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中差异最大的变量出现在“教育孩子果断品格”问题上(t = -25.408, p < 0.01),这说博士生远比公众更加赞成需要培养孩子果断的品格。

4 博士生与中国公众“生存价值观”各变量差异验证比较

  

妇女需有孩子

才完整

孩子需 有父母

才能幸福成长

科学有助有

少强调金钱

国家承担责

教育孩子努力工作

更加尊

必须尊

坏界限分

艾滋病人为

性恋 为邻

(拒绝外群体)

Mean

1.21

1.03

2.20

1.42

4.59

1.26

2.68

1.18

1.99

1.75

1.32

1.28

Std. D.

0.409

0.166

0.951

0.680

2.546

0.438

0.570

0.388

0.366

0.436

0.466

0.448

中国公

Mean

1.86

1.63

1.94

2.53

2.72

1.14

1.09

1.06

1.64

1.84

1.21

1.27

Std. D.

0.350

0.482

0.712

0.773

2.186

0.349

0.345

0.228

0.593

0.367

0.405

0.443

T

-26.586

-21.922

4.928

-22.612

12.520

4.830

59.32

7.113

9.681

-3.797

4.093

0.275

Df

1163

1179

1187

1148

1188

1316

1261

1266

1167

1317

1317

1317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83

                               

在“生存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是否愿意以同性恋为邻”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p = 0.783),其他各项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p < 0.01),这说明中国博士生和公众在绝大多数“生存价值观”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在“妇女需要有孩子才算完整”和“孩子需要在父母都在的家庭里才能幸福成长”2个问题上,博士生更加倾向认为妇女需要有孩子才算完整,赞成孩子需要父母都在的家庭里才能幸福成长。在“未来生活方式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中,少强调金钱”、“国家还是人民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以及“教育孩子努力工作是否重要”3个问题上,博士生和公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公众比博士生更加认为未来生活中“少强调金钱”是一个不好的变化,并认为应该由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保障每个人的生活(博士生则倾向认为应该由人民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更加趋向认为努力工作是重要的。在“拒绝外群体”(“复合变量”)的3个选项中,“是否愿意以同性恋为邻”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p = 0.783);在“是否愿意以移民为邻”(t = -3.797, p < 0.01)问题上,反映出虽然博士生和公众都没有表示出较强的不愿意以移民为邻的态度,但比较而言,博士生比公众更加不愿意以移民为邻;而在“是否愿意以爱滋病人为邻”(t = 4.093, p < 0.01)问题上,反映出公众比博士生更加不愿意以爱滋病人为邻。在“从长远看,科学对人类是有帮助还是有危害”问题上(t = 4.928, p < 0.01),因为这一选项中的4个选项(1代表“有帮助”;2代表“有危害”;3代表“利害兼备”;4代表“不知道”)的平均值无法客观地反映出双方的真实看法,而百分率数据(博士生:36.1%15.9%256.1%31.2%选择4;公众:24.7%142.8%219.7%34.4%选择4;还有8.4%的错误选项)可说明,在博士生中有更多的人倾向认为科学对人类“利害兼备”或“有帮助”,而公众则偏向认为科学“有害于”人类。“尊重权威”、“尊重父母”和“好坏界限分明”3个选项的数据说明可参见“传统价值观”中的解释。

5 博士生与中国公众“幸福价值观”各变量差异验证比较

  

妇女组

教育孩子宽

教育孩子想象力

生活满 意度

健康状

朋友是否重

由选择生

大多数人可信

同性恋 是否合理

后物质主义

Mean

2.89

1.38

1.55

6.09

2.26

1.97

1.63

6.22

1.58

3.63

 

Std. D.

0.727

0.487

0.499

2.025

0.739

0.789

0.584

2.010

0.494

2.577

 

中国公

Mean

1.97

1.27

1.65

7.15

2.21

2.46

1.98

4.33

1.45

1.14

 

Std. D.

0.457

0.446

0.478

2.535

1.008

0.693

0.647

1.359

0.498

0.661

 

T

25.403

3.732

-3.210

-6.753

0.683

-10.634

-8.360

19.119

3.982

26.445

 

Df

1152

1316

1316

1252

1312

1278

1291

1315

1269

1198

 

Sig.

.000

.000

.001

.000

.495

.000

.000

.000

.000

.000

 

在“幸福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健康状况”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p = 0.495),其他各项都存有高度的显著性(p < 0.01),这说明中国博士生和公众在绝大多数“幸福价值观”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在 “教育孩子想象力”、“休闲是否重要”、“朋友是否重要”、“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和掌握自己生活”以及“同性恋是否合理”5个问题上,博士生都比公众更加赞成上述观点,他们更加看重休闲和朋友,主张要教育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他们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更有掌控,而且对同性恋表现出较大的宽容度(这项是“幸福价值观”各变量中存在差异最大的一项)。而在“对妇女组织信任程度”、“教育孩子宽容和尊重他人”、“近来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以及“大多数人都是可信任的或与人相处需要非常小心”4个问题的选择上,则反映出公众比博士生对“妇女组织”怀有更大的信任,更加赞成要教育孩子对他人宽容和尊重,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以及对他人的信任感也更强。

在“幸福价值观”各变量中,还有一项被定义为“后物质主义价值”(“复合变量)涉及6个原始变量,统计数据如表6

6 博士生与中国公众“后物质主义价值”各变量差异验证比较

  

国家目标:人民有更多发言权(1

国家目标:人民有更多发言权(2

在政府决策上给与人民更多发言权

保障言论自由

向更人道的社会发展

向精神重于金钱的社会发展

博士

Mean

1.59

2.41

1.61

2.29

1.45

2.27

Std. D.

0.937

0.961

0.836

1.095

0.645

0.958

中国公众

Mean

2.38

1.80

2.39

2.20

2.77

1.03

Std. D.

1.165

0.998

0.993

1.391

1.262

0.180

T

-10.915

9.397

-12.415

1.079

-17.910

37.628

Df

1196

1186

1177

1195

1188

1241

Sig.

.000

.000

.000

.281

.000

.000

    在表中6个变量中,除“保障言论自由”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p = 0.281),其他5项都存在着显著差异(p < 0.01)。6项的综合平均值(博士生:2.290;公众:1.323)显示出博士生在“后物质主义价值”上的得分远远高于公众,这说明博士生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倾向于“幸福价值观”。

(三)讨论

根据标准比较法计算出博士生和公众在“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中各变量的综合平均值,得到表7数据。

7 博士生与公众在传统、世俗-理性、生存、幸福价值观上的平均值

 

传统价值观

世俗-理性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

幸福价值观

博士生

Mean

0.483

0.656

0.571

0.528

中国公众

Mean

0.617

0.453

0.644

0.493

表中的数据反映出,博士生在“传统价值观”和“生存价值观”上的总体得分低于公众,而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上的得分则高于公众。这一结果证明了英氏“后现代化理论”运用在比较当代中博士生和公众价值观背景下具有可信度,同时也验证了本文作者所提出的假设,即当代中博士生在价值观取向上比一般公众更加趋向于“世俗-理性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由“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趋势。这和发生在许多发达国家青年身上的价值观变化一样,这说博士生在观念认知层面上确实走在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前面,他们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具体而言,他们在参与政治、赞成民主社会、不盲目崇拜权威、不看重金钱、对自身命运的选择和把握、具有责任感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程度,这是一个有利于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可喜现象。

但本研究也提醒我们今后在博士生价值观培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博士生比普通公众更加缺少民族自豪感、对他人的信任度较低、不太重视对他人尊重和宽容,这可以反映出我们在博士生价值观教育方面所存在的欠缺。研究还反映出博士生对生活的满意度比普通公众低,这也许可归因博士生正处于事业的起始发展阶段,在学校读书期间,必须同时兼顾学习、工作、感情、家庭等各方面的事务,加之精神上可能承受着对未来择业和国家发展的担忧,所以才导致对生活的满意度不如普通公众高。

本研究仍需加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例如加大博士生方面的样本数量和不同专业学生的样本;还需进一步比较分析博士生年龄、性别、所学专业等因素可能对价值观造成的影响,从而加大对博士生价值观培养的针对性。



[]袁贵仁.价值学引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②]金盛华,辛志勇. 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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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11] Inglehart, R. & Baker, W.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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