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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以百姓之心为心”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8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周熙明访谈
  从重庆的红色文化运动到天安门广场上重新矗立的孔子像,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的文化现象,越来越密集地呈现在公共视野里,而且总能引起公众的热议。

  马克思主义、儒家学说、西方文明,文化的古今中外难题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今日中国社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崛起,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在完成了经济腾飞,筹谋于制度革新之外,文化建设的时代,事实上已悄然而至。

  如何去融通这些各成体系的思想文化资源?近日,记者访问了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周熙明教授。

  经济、政治和心灵的同步崛起

  《南风窗》: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从天安门的孔子像到重庆的红色文化运动,这能看成是一种新变化吗?

  周熙明:实际上倒不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费孝通先生曾经阐释过“文化自觉”,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这种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在党的高层。现在翻翻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连续三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有专章谈论文化问题,文化建设也早就是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一样是执政党最核心的议题之一。

  《南风窗》:似乎从1840年以来,我们一直都这样,搞经济建设、制度革新,到后来是文化建设。

  周熙明:回顾一下中国这100多年以来,从经济到政治制度变革,再到所谓思想、文化的反省,这个过程确实已经重复了好几回了。这10几年中国共产党又开始越来越密集地谈论文化,和过往的近代史进程实际上是有某种同构性的。我们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开始搞洋务运动,实际上是谈经济问题;然后百日维新谈政治问题,维新末端已经提出很多文化问题,后来到了“五四”就全面爆发,开始反省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南风窗》:可是,在近代中国,我们过往的过程算不上成功,也没有真正完成过一次。

  周熙明:在这一点上,我喜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比,近代以来,日本已经完成了两次崛起,两次现代化,而我们依然在现代化的途中。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伊藤博文有段话很有参考价值,伊藤博文代表他们的政治精英,当然也是知识精英,他当时就说,一个国家的崛起要有经济的崛起、政治制度的崛起,还要有心灵的崛起。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该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让人困惑的是,在近代中国,我们从来没能同时关注经济、政治和心灵的同步崛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过程:从一味重视器物层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开始,直到经济发展无法继续了,才被迫把目光投到政治制度的革新上;等到制度革新走到山穷水尽了,又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到思想文化的更新上。

  但是,生活总是整体的,真理也是整体的。在日本,经济、政治、心灵的崛起是同时展开的一个过程,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今天说GDP成长的同时,也在追求政治制度上脱亚入欧,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脱亚入欧,它是一个同时进行的均衡推进的过程。我们恰恰好几回都是只片面追求一个目标,到最后必须停摆。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还在途中,日本已经两次崛起的秘密所在。就像一个人的发育,10岁已经长到1.80米了,你的骨骼如果不发育,我把这个骨骼比喻成政治,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发育,你再这样长下去肯定要出问题的。骨骼发育了,肌肉也长起来了,但你的心智如果没有跟上,那最后成为一个傻乎乎的傻大个肯定也不行。

  所以均衡的推进看上去好像是慢一点,但同时考虑肌肉、骨骼和心灵的问题,最后它完成一种均衡的推进,反倒是快速的现代化。我们过往的现代化历史,往往太急于求成,搞经济就忘了制度,谈制度的时候又忽略心灵。

  1871年的时候,德国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说过一句话:中日两国,一个天朝大国、一个岛国,未来30年如有竞争或者战争,必是小胜大输。人家问他理由,他说中国人到我们欧洲来就谈生意,买枪炮、买战舰,买完拉倒就走;而日本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翻译他们的典籍、学他们的典章制度。光是买这样的看得见的、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国家能不败吗?

  后来甲午战争果然中国失败了。 我们启动现代化比日本早,100多年却总是半途而废。我们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这一次要真正持续进行,不要半途而废的话,必须把这个根本性的短板补起来。唯有文化的关怀是整体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如果没这条很危险。

  我们的文化危机是圣贤失语了

  《南风窗》:那么共产党所致力的文化建设,跟百年来的轮回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周熙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用我们最近30年的话语方式来说是“社会主义改革”;用60年的话来说,要完成“革命党向建设党、执政党转变”种种这样的表达,但事实上,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最终还是要克服中国1840年以后逐渐深重的文化危机。老的文化危机过往的圣贤们已经论述很多了,尼采说西方现代的文化危机是“上帝死了”;我们现代的文化危机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圣贤失语了。中国没有那种围绕着上帝展开的宗教,我们是圣贤,皇帝、圣贤近乎是西方的上帝那样提供意义来源。我们原来的圣贤一方面给所有的民众提供精神居所,所谓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公共的产品提供给大家用,就是公共的价值,我们用惯了,几乎2000多年不需要变,这个建筑非常牢固。

  但是欧风美雨的强劲到来,使我们这个精神居所,使我们的精神家园突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用另一种话来说,我们的圣贤失语了。1840年以后我们发现,跟人家签一个协议,哪怕签城下之盟都不能用你的语言。在资本的强势话语下,我们圣贤的话别人不听,不愿听,你慢慢的没法在这种新的生存的境遇里面发言,失语之后,失去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利益,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性生存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老的文化危机。

  《南风窗》:这个危机是不是已经过去了?还是共产党所要面对的挑战?

  周熙明:只能说是暂时克服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西方所有的现代意识形态都到中国轮番表演过,试图取代我们的孔孟为中心的那些传统文化,包括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从文化上分析,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基督教文明这个母体的产物,都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都到中国来试过了,给我们诊断,给我们治疗文化病,结果都没治好。最后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挽救了我们的文化危机。

  《南风窗》: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终能够胜出呢?

  周熙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来说,太喜欢完全进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没有真正放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文化命运的过程当中去解读,其实,放到文化的思维中去解读,最后马克思主义胜出,我觉得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当中一个异类,逆资本主义潮流而动的,它是对资本唯一采取俯视的批判态度的话语,它是这样一套话语系统,用以捍卫我们这种在世界性生存当中日益成为弱势的国家民族利益是最适用不过了。

  《南风窗》:挽救了并不代表解决了,是吗?

  周熙明:是的,今天我们找到的这个新圣贤还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如果说孔孟是我们老的圣贤,德国的天才马克思则是中华民族新的圣贤。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在缺乏物质文化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一种应急的机制、应急的体制来缓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我们用一套革命的方式、用一种把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简单二分的战场思维的方式,来应对我们所遇到的危机,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文化危机。

  但是到了今天,危机时刻已经过去,我们已由非常态的生活转变到常态的生活,我们这种革命的体制也要随之转化为日常的体制。过去那一套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能完全充当今天常态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充当不了了。

  为什么呢?我愿意把它表达为文化的几个“无”,文化无根、文化无魂、文化无序、文化无声、文化无力、文化无信。用黄纪苏先生2006年上半年写的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其中一位人物的台词说,“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流水就浑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

  这几句话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表达了我们中国人今天文化上的几“无”和一种普遍的、各个阶层的文化焦虑,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迷路了,这种危机是难以看见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共产党作为这么一个13.5亿人口大国唯一的执政党,如果再不重视和认识到文化的特殊功能,再不重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怎么能行呢?在这个时候,不是从物的意义上去谈论文化,不是从工具的意义上去谈论文化,而是要把它当成真正的价值理性,真正的社会理想、目标来谈论文化。

  从以圣人之心为心,

  到“以百姓之心为心”

  《南风窗》: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周熙明:就是从一种应急性的体制,到一种常态的体制;从造反思维、革命思维到执政思维,从战场思维到日常思维,从纯粹的政治思维,到一种广阔的文明思维,甚至也可以说是从以圣人之心为心,到“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过去从来都是以圣人之心为心,老的圣人是孔孟,按照他们的概念、学说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新的圣人是马克思、毛泽东,以他们的心来教导众人之心,但真正的常态思维,尤其是谈文化,就应像老子说的一样,“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我觉得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

  《南风窗》:以百姓之心为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孔孟走了,可是,各种各样的思潮不还是充斥着我们的文化建设吗?在文化建设领域,是不是天然就应该遵循“以圣人之心为心”呢?由精英知识分子设定一个体系,掌握对圣人的解释权,然后灌输给普罗大众。

  周熙明:我理解你说的,毛主席说的“灵魂深处闹革命”,毛主席的出发点的确是这样的。他老人家穿布鞋,不大穿皮鞋,他讨厌一些知识的贵族、权力的贵族、财富的贵族,都讨厌,他是那种平民化的政治领袖,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审美上的价值,有道德上的价值。但是作为政治家,是要面对问题、面对烦恼,解决问题、解决烦恼的,而不仅仅是给人一种这样的许诺就可以的。

  哈耶克在《进步的常识》中有一段文字说,有一条基本的常识,那就是,让人们排成一队在路上只准并排着前进,这是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好的办法。我们脱离蒙昧进入文明,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有等级的社会。人类要有秩序地推进文明,我们整个社会主体就必然会分成等级,我们要不停地去反省它,让它造成流动,但它是不可完全消除的。一切想“毕其功于一役”改变人类宿命的革命,最终都走向它的反面。从整个大的近代世界史来看,一切让乌托邦在场的政治家,最后本人扮演了悲剧的同时,也给他的权力之光所照耀到的人群带去了巨大痛苦。

  《南风窗》: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多的是缺乏对等级的反省,缺乏创造流动性的努力,而不是有太多人想去摧毁秩序。回到文化的问题,未来的文化建设是建设一种精英的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还是劳苦大众的文化呢?党的十七大报告里关于文化建设的最后一句话也说:“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当中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有成为主体的可能性吗?

  周熙明:这句话说得很简单、很朴素,实际上是意味深长的。但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想好。至于我们未来文化的发展,你说不应该是精英的文化,也不应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个要改一下——不应光是他们的文化。

  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也不一样,在古典社会里面,的确文化主要就是为少数社会精英所享用。我们不能设想2000多年以来没有孔子这种社会精英、知识精英。社会就是分成先得道、后得道,先觉醒、后觉醒,就是这样各方面都分阶层的。

  当然当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情况就很不一样。现代文化为什么会发展?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幸福的标准,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幸福,它的副产品就是精神文化的繁荣。在这个时代,由精英以任何方式发动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等,都只是表达少数人的一种愿望而已。

  真的,不管你是怎么说的,只要进入现代性生存,一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理解的幸福的标准,和他实现幸福的特殊途径。只要是不触犯法律,不触犯一些基本的道德,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这是文化繁荣的一个前提。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而且更有权利和义务自己创造文化。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的内涵。

  《南风窗》:可是,现代社会,权力和资本似乎已经覆盖了一切事务,文化也不能例外,人类自身还有多少文化创造力呢?就中国而言,还存在资本狂欢哺育的文化垃圾,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怎么去奢谈文明的转型呢?

  周熙明:我理解你的意思,这本身就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真正的学者恐怕只能来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至于说政治权力在文化建设当中出现过于频繁,力度过大,这也是一个有深刻历史原因的问题。自从汉朝建国70年的时候,董仲舒说要更化,提出来“天人三策”,提出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文化基因已经形成,一种路径已经形成了。

  什么路径呢?文化真理的高度政治权力化,和政治权力的文化真理化,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社会2000多年以来,谁官最大、权力最大,谁就拥有文化真理。皇帝,金口玉言,他没有错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很多文化现象,要从这个历史去理解。的确今天有时候是文化管理部门来评判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当中的是非善恶、真假对错,这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走向现代,走向现代就不能是这样。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个题目可以进行相当多纬度的阐发。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以少数人的是非为是非的话,文化不可能繁荣。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化繁荣的标志就是“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繁荣的标志。

  《南风窗》:我们有真正的百家争鸣吗?当年毛泽东提出来过,可是,翻检史料,那个过程中存在着的一边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评,一边是知识分子的互相谩骂和攻击,在我看来,这样的景象,在今天依然需要不断改善,才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周熙明:互相谩骂,互相证明对方是错的,这个成为唯一目的的时候,这不叫百家争鸣,这是叫百家争宠。就是有些所谓自由派,他是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宠;有些争领导人之宠。说到底,这还是刚才说的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真理化、真理政治权力化的一种变种。真正的百家争鸣是什么样的?你看看先秦,都是有创意的、有原创性思想的提出,这个时候相互之间会欣赏。

  文化建设的四色定理

  《南风窗》:这场文明的转型,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很核心的矛盾需要处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和儒家学说的关系。

  周熙明:这两大关系确实是核心,实际上毛主席早就概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问题,叫文化的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有这么几点想法,一是文化建设的四色定理,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四色包括黄色、蓝色、红色和梦幻色。

  黄色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今天文化的一种底色。

  蓝色文化,蓝色文明,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世界流行色。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外在地开拓一个新世界、新视野;自从人文主义运动,将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的理性得以绽放,人的心灵开始撑开,内在地开拓一种新境界。就是这内外两方面的扩展,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类的发展方式,文明推进方式。我们把它叫做所谓西方文化的蓝色文化,不管这种蓝色文化流行以后,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群体是受害还是受益,这一点先不说,它是流行色,我们必须搞清楚。

  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代表的文化,是红色文化。这个红色文化我给它定位是保护色。特殊的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化,像中国是黄色的文化植被受到蓝色文明汹涌浪潮的冲击。因为与其他文明有巨大的落差,蓝色文明从高处灌入,势不可当。尽管在他们自己看起来是文明输出,是文明开化;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破坏了我原本的黄色的植被,那是有害的。

  你冲击力太大,我不管你有没有简单地、抽象地说的好坏,你这种冲击力太大了以后,破坏了我的黄色的植被,我必须筑坝挡住你,或者让你减缓冲击的姿态、力度。是什么替我们挡住了蓝色文明的冲击、保护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植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红色文明。

  今天中国社会处在一种转型的阶段,这个转型社会是梦幻色。今天的文化,我们现在还不能给它定,很难找一种单色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文化。同样,也很难用黄色、红色和蓝色中的任一色去规范我们未来的文化。你想回到黄色,不管你有多少的理由,有多少的情感,有多少的行动意志,不可复得,回到古代是不可能的,完全回到我们的黄色,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文化如果作为结果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这就是人的生存的策略系统。活着的人如果不能因你而获利,他一定会忘记你、抛弃你。尽管你给他以情感的慰藉,如果你要拿他现实的血肉之躯的消亡作为代价,你的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信仰价值,都归于零。我们要知道,回到黄色不可能。

  《南风窗》:那么红色文化呢?我们能够用这个来指导文化建设吗?

  周熙明:红色文化完全用临时的一种应急的举措,作为我们常态生活的一种制度构架,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这是难以持久的。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实际上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因革命而建立政权,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了全新的政权。但是革命完了以后,很快就进行了去革命化的运动,从而建立了宪政。

  我相信你知道1998年出了一个《解放文选》,最后的一篇是冯友兰先生的《仇必和而解》,我觉得这个选得太好了,仇必和而解。它对我们由革命而建国,没有完成仇必和而解这个过程感到非常的痛心,进行哲学的反省、反思。我们这一点缺乏,对吧?

  《南风窗》:您的四色定理,在我看来,要面临的首要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处理这几种颜色之间的关系,这中间最核心的恐怕是怎么处理党的价值与全民族价值之间的关系。

  周熙明:要理解这一点的话,要回到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去看待这几者的关系,西方文明在技术上代表先进,在道德上代表邪恶,因为你是用军事的方式进入的。

  就是这么一个矛盾。我们近代以来始终没有完成理智上和情感上的淬火,一种受害者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始终在干扰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担当了中国社会文化权力真空的填充者,儒家学说的替代者的角色。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进行了角色转换,它是一种道德制高点,它是未来的一种蓝图,它是实现最为功利的现代化的特殊的方式,绝对不要再只把它看成是马克思对未来人类的理想,它首先就是工具。

  所以毛泽东才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神秘的,我们不要把它神圣化。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超出一切,我们必须处理好党和国家、党和民族的关系。从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来说,共产党是后者的先锋队,先锋队是干什么的?开路的、带路的。共产党的政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具体途径。文明的汇流

  《南风窗》:强调党的领导,在各个领域是越来越加强了。

  周熙明:是这样的,在我们党校政法部,老师也经常被学员问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根据中国古典的任何学说,比如说孔孟的那些古典学说没法解释清楚;根据西方引进来的任何现存的理论也没法解释清楚。

  只能回到事实,历史事实总是大于逻辑。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的操作理念做出来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至今还没有完成,作为作者的共产党就不能退场。

  这个非常重要,包括理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也是有用的。你想想,当时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添了那个“新”字,一开始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笑了,说中国比共产党古老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见新中国是共产党缔造的一个国家。

  新中国是一个过渡,它的使命是保文保种,实现整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民族的复兴,它本身不是目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关系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原来是切断的,以为我们没有来源,我们是天外来客,这就是犯了根本性的一种错误。从这个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是用来保卫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是用来复兴它的;当然也给它一种新的刺激和加入新的元素。

  有了这种大的历史的视野以后,你才能理解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党没有不同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价值的特殊价值,党的价值只能是中华民族整个价值最前沿的那个部分。由于我们不能按照原来的生存方式生存下去,文化要改变;由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需要拯救、需要由再造而重生;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拯救了它,于是由中国共产党再缔造了一个名之曰“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关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要走向何方的一种理想的表达,但只是构成它的一个部分。

  《南风窗》:您这么解读,是否说明马克思主义那些伟大的思想在今天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周熙明: 对。它的生命力存在于更广大的层面。马克思早就在他的《通信集》里面说,我们共产主义者,不仅仅是马丁?路德、闵采尔这些造反者的底层文明的代表者,而且是莱布尼兹、黑格尔、康德这些高贵文明的继承者,我们代表的是这两种文明的合流。

  我们现在的共产党人,不同于原来的造反者,造反是要烧阿房宫的,阿房宫尽管费了很多劳动者的生命,但是我们依然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明的结果,正面地看待它。当然,我们同样不能以莱布尼兹的优雅去鄙视鲁迅的《一件小事》里面的拉黄包车的那个人。我们要同时完成一种均衡,就是两种文明的汇流。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思维、文明思维。

  共产党现在真正谋划的是文明的转型,不能单单讲逻辑和道理,也不能只讲意志、希望和仁爱。仅仅有理,社会就会是一个冰窖,只讲意志和希望,社会就会发烧,就会变成希特勒治下的社会。文化的思维就是智、情、意综合考量,这是一种文明思维。所以说,马克思的确非常非常伟大,他不是诉诸于简单的逻辑分析,或者道德的评价,或者情感的诉求,他是综合的文明思维,这也是他永远都会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预言,是建立在对现代性逻辑和资本逻辑深刻观照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大智慧,只是,我们这个没有经历过近现代科学训练的民族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就像一个80岁的老人一生的经历极其坎坷,阅历非常丰富,跟一个8岁的小孩说一些话,小孩只能用8岁的水平去理解他,肯定会有一些误读。

  《南风窗》:可能误读还会继续下去,但有的时候,误读是不是也是一种创新呢?就像当年的毛泽东,很难讲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有没有误读之处,但他却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熙明:确实,误读很多时候都是创新之源,但是有些误读是造成不应该走入的路径的原因,至少不能误读宏旨,它的要旨,构成它魂魄的东西,你得感受到。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它已经死了,你去拿来的是一堆标本。

  文化问题不是数学题

  《南风窗》:这场文明转型的领导者,总要构建一个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吧。这个体系,在我们看来是混乱的,至少是不清晰的,一会黄色,一会红色,还夹杂着许多蓝色。这三种颜色能够兼容吗?

  周熙明:至少我们应该去努力推动三个层面的兼容:内外兼容;上下兼容;古今兼容。前一段时间不是老在讨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的问题吗?我们不是照本宣科来谈它的价值,任何一种普世的东西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又变成特殊的;没有纯粹抽象的普遍,即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在今天的中国,它表达的形式也会不一样。普世价值跟水一样,放到这个杯子里它成为这么一个形状,赋之以形的总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现实,具体国家的传统。

  内外兼容,我们不是要照本宣科说他们的那一套,但是要兼容。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价值,你什么时候都去批判它,你干吗?这是要兼容,是一种兼容的关系。

  另外要上下兼容,不能上层建筑,作为中央文件,老百姓完全不关心,完全是另外一套语词,那叫不兼容。不是生长于普通人的人心之上的那些东西,必然游离于生活,生活是所有文化、道德、价值、信仰生长的唯一的土壤,游离于生活之外,花一定会变成是纸花、塑料花,尽管也鲜艳,但是没有生命、没有香气,不可能有香味的,所以要上下兼容。

  还有一个,古今兼容,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文化上所谓一以贯之、薪火相传,传的是什么?传的就是我们古人就信仰的那些东西。如果跟我们古人、我们的经典都不兼容,提倡的价值一定是离开历史土壤的。

  我们说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民族在历史当中,一代一代人活出来的,花开花落、叶发叶落,逐渐积累起来成为一种肥沃未来的腐殖质土壤。文化无非就是一种这样的东西,如果否定了历史的延续性,那也背离了共产党原来的目标,因为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干什么?先锋队如果不代表这支部队,并且也忘了使命,那还能叫先锋队吗?

  《南风窗》:构建一套如您所畅想的什么都兼容的文化体系,是不是有点太乌托邦了?矛盾、对立和斗争才更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要有一套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才能满足您这样美好的设想呢?

  周熙明:我们谈文化就不能完全进行逻辑的切割、规整,以为文化问题是跟数学题一样推导出来的,这就没法进入真正的文化问题。今天我们有些人就是犯了一个毛病,又想找一群理论家到某个地方关起门来搞一个月,用数学式的方法推导出一套善的价值来公之于众,发给全国民众。这样做有好处吗?至少有个坏处,浪费很多纸张,破坏了自然生态。

  人们说出来的大都是向善的,没有哪个社会、哪个政党说大家要做贼、大家要为恶、大家要喜欢丑,没有,世界上没有的。最重要的是你说的要有人信,真信。没有人信的任何完整的系统的描述,都轻如鸿毛,没有任何用处。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我们一定要追问,它主要是靠人们活出来的,还是靠说出来的?显然主要是靠活出来的。

  我们谈文化、道德、价值、信仰,如果没有准备一套生命意志、行动意志去张扬去担待去践行这些价值的话,那这些表达为语词的东西,无论多么美好,都是二维空间生存的苍白的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只是一种向善的愿望,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一种意淫式的自我精神安慰,它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社会进一步的道德流失,乃至于崩溃式的流失,还会造成普遍的社会的人格分裂。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那么多的言不及义和言不由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语词崇拜,就是我们常常缺乏行动主体和行动意志。

  反省“愿望”文化

  《南风窗》: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

  周熙明:是的,近代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愿望”文化。动不动要什么,全在那儿表达,把好的东西说成你全要。但是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是什么?除了目标以外,要有目标和现实之间的中介,所谓工具,就是要找到途径,要有对途径的描述。要过河,是用船、游泳还是修桥?我们都没有这种中介,都是诉诸一种意淫式的自我安慰的幻念。

  《南风窗》: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一次的文明转型,我们能从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吗?

  周熙明:一定能!如果缺乏信心,或者先就认定了走不出来,那我们还去讨论它干吗?我们敢于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指出生活中存在令人烦恼甚至痛心的问题,恰恰表明我们对未来有一种乐观的信念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相反,那些不敢正视问题或面对危机却若无其事的人,才是真正的悲观者、胆怯者、逃避者和对党对国家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人。

  怎么办?首先应该让代表真善美的价值成为制度的灵魂,当然要有人进行理论的表达,但理念之光如果没有落实为一种制度的灵魂,它作为大观念很快就会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风飘散,无影无踪。

  先是赋之以形,就是让价值理念进入制度,成为制度的灵魂。然后付之于行,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成为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实践理性,也就是让价值理念找到前面说的那个生命的行动意志的支撑。最后,制度成为了习惯,理念成为了文化基因,核心价值体系自然就成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灵魂,天地之心就立起来了。

  《南风窗》:靠什么付之于行呢?

  周熙明:所有在现代史上后发的国家,社会的三类精英在文化再造当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就是知识精英、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要首先付之于行,就是首先要用行动、意志去担待这种价值,给民众树立榜样,让这种价值由对大众的制度的要求、普照一切的概念之光,变成由一个个血肉之躯、行动意志张扬开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以近处的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为什么会搅动整个地球、全世界?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凯歌行进?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天才说得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准备用自己的整个青春、生命、家庭去担待它,我拿我的血肉之躯去喂养这个概念,能不把概念喂养成一种坚强的、强大存在吗?

  你想想,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肯定要比当时(多数革命者都读不到《资本论》)好得多,理论上说得比原来不知道要周全多少。理论研究从纯粹学术来说的话,比原来的水平高多了。可是为什么遭遇危机?是因为缺少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马克思所倡导的价值。

  远的例子是儒学,儒家学说2000多年来为什么在中国的精神里面,占这么大的空间,占领这么长的时间?固然是孔孟圣人们说得好。但说得好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一旦选取了它以后,它能这么持久地占领中国的精神空间,长期成为不倒的精神居所,是因为几十代以来的儒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命意志去张扬孔子所倡导的价值。

  你看看方孝孺可以用700多口人的性命,来捍卫他所信仰的儒家真理,当然也有人怪他太残忍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他为了弘扬这个道,什么都能奉献,这是何等决绝的生命意志。

  近年来,儒学传播很有复兴态势,于丹先生他们口才都很好,在传播我们传统思想、情操、价值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儒家学说就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那就错了。

  没有儒者的儒家学说,只是学说而已,是文献式的、文本式的存在。儒学原本就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式的学问存在的。今天,这里成立国学院,那里成立国学院,可是国学院里有儒者吗?没有儒者的国学院等于太监谈恋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那种来自宇宙深处的我们也许永远不理解的生命意志的冲动,任何说得好的学说都等于零。

  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说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明,今天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要靠社会精英们活出来的,绝不是单靠说出来的。

  一切政治公共品都是文化公共品

  《南风窗》:文化的重建可能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那么,作为这一代人,我们眼前要做的、能做的又有哪些事情呢?

  周熙明: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梦幻色的、因众生喧哗而过度喧嚣的社会里面,我们最急于需要的是一个文化公共品,也就是天天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特殊民族、特殊国家的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政治公共品、文化公共品。

  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源自西欧那种民族国家,我们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还是一个文明体。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明体里面执政,提供的一切政治公共品同时也是文化公共品。作为公共品,至少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人们愿意消费,第二是人人都可以消费。

  文化一旦只是作为GDP发展的策略,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了,就不再是文化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中所谓关乎心灵的东西,始终未能受到真正的关注,文化成为经济的奴仆,这是最为悲剧的命运。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尽力避免宿命重来。

  《南风窗》:那我们从哪里汲取资源和能量来避免宿命重来?

  周熙明:必须启动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去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在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升华、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政府的职责是要提供一种宽松氛围,一种创新的环境,使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每个人的生命能量、创新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效应,这个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型的社会。下一步中国的文化要发展,整个现代化要持续推进的话,首先是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价值、创新的潜能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南风窗》:创新的口号我们已经提了太多了,我却发现多数是创而不新,文化要怎么创新呢?

  周熙明:返本方能开新。我们文化上要创新,就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文化上的祖宗,回到自己的原典。一个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怀着轻薄态度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的智慧的。现在国学应该说要重新诠释我们在诸子百家大争鸣时代的那些原典,这是对的,面对真实的现实问题,重新向文化轴心时代的那些先贤们讨教,与他们切磋对话,必能让我们获得开拓未来之路的勇气和智慧。

  反本开新,另外一个“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进行重新的解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完成现代化,完成国家的崛起,完成整个中华文明的复兴,走出资本逻辑带来的现代性困境,甚至是绝境。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的文化重建还是大有希望的。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真正锻造出自己的独特制度、秩序和提供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信仰,从而为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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