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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价值观建设的杭州模式
文章来源: [作者:李文堂]  发布时间:2011-12-03
 

  杭州,一个精致和谐的城市,一个大气开放的城市,一个讲究生活品质的城市,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正以理想主义的激情,探索社会主义价值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它试图以城市语言、历史与文化,诠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并以持之以恒的行动去建构、传播与践行这些价值,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生活化,形成了一个价值观建设的“杭州模式”。

  杭州模式有若干方面非常符合价值观建设规律:

  1、价值观建设既需要理论探索,也需要实践塑造。杭州非常重视理论探索,形成一个个研讨群,召开不同范围的研讨会,为价值观建设做顶层设计,并付之实践。杭州模式,既是想出来的,也是干出来的,或者说是边想边干的结果,很有点“内圣外王”的味道。

  2、价值观建设需要依靠价值担当主体。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价值实践者,但价值传播要有一批自觉的担当者。杭州搞“四界联动”,实际上通过各界精英的交流与共识,实现社会的文化动员。杭州各界精英都有一点士人气息,大有“士志于道”的味道。

  3、价值实践是生活实践,价值观只有渗透到大众日常躬行践履的生活方式中,才能算落地开花。日常生活方式往往是历史传承与现实适应的结果。杭州特别懂得“百姓日用即道”这个道理,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运用许多生活化的语言、符号、活动进行价值引导,立足于公众生活,引导大众的生活,提升公众生活品质。

  4、价值观建设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员,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动员。杭州从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到社会精英共识,最后影响大众生活方式,这是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但杭州也非常注重自下而上的动员过程,不断通过基层调研、大众参与、“四界联动”等方式提炼“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人文精神讨论、杭州特色提炼、生活品质概念的提出,都是源于百姓的生活实践,“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正因为这样,价值观的顶层设计才可能获得大众认同。

  “杭州模式”实际上为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有力回答了长期困扰我们价值观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即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谁是价值担当主体?怎样传播“我们的价值”?对此,我将逐一讨论。

  一、什么是“我们的价值”?

  杭州提出“我们的价值观”建设不是偶发奇想。90年代以来关于人文精神、和谐创业、生活品质、复合主体等概念的讨论,以及城市治理、城市品牌网群文化实践,已为“我们的价值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准备与扎实的实践基础。在持续不断的理念创新与城市治理创新的基础上,现在上升到价值观建设层面来推进城市建设,可谓与时俱进的文化自觉。

  价值观建设首要任务在于达成群体的价值共识,因而需要一定范围的理论探索。杭州知识群体于2003年就对“我们”的概念做过许多理论探讨,这些讨论,思想性很强,给我们很多启发。“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这句话也流传了很多年,比上海世博会提的“城市,让我们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讲得还早。最近讨论杭州话中以“我们”指称“我”之现象,也令人印象深刻,不但很有地方文化味,也很有文化思维。

  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的提出很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概念可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做出具体的、深刻的、大众化的诠释,甚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中西文化的基本价值融合起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十七届六中全会没有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央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已经有了原则性表达,那就是“以人为本”。中央明确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对这个提法引起各种争议,这个“人”究竟是指“个人”、还是“人民”?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最麻烦的是,理论讲不通,就容易因此陷入意识形态过敏。可惜的是,这次会议没有做进一步理论阐述。

  我去年写了篇文章,将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放回到西方文化史中去考察,发现马克思将理想类型的“人”称为“有(自由)人格的个体”(das persoenliches Individuum)。马克思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共同体,认为一个理想的共同体(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非常强调个体自由。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反对将“个体”与“社会”抽象对立起来,因为 “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马克思讲“只有在【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同体中,每个个体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中的“人”应该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你”、“我”、“他”的视界融合。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我”自称,每一个人的视野中都出现了“你”。马丁·布伯将“我与你”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神圣的关系,超越了“我与它”之间利用关系。实际上,这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之后,胡塞尔、列维纳之前克服近代原子式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见解。但这里,需要阐述我的一个观点:“我”与“你”关系是超越的,开放的,永远保留着“他”的位置,否则“我们”便是封闭的,成了抱团的“我们”了。“他”虽然沉默着,却不同于“它”,“我”是无法漠视的,“他”的存在始终提醒“我们”:“你”与“我”的世界不是全部,而是欠缺的,始终期待着“他”的到场。“他”不断被唤醒,成为“我”面前的“你”,与“我们”的视界融合。

  因此,“我们”的视界融合是超越的,开放的。“我们”的关系不是“人种相似”,不是“血缘相亲”,不是“邻里相处”,不是“单位共事”,不是“市场相交”。因为“我”与“你”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格,只是在共同生活的不同位置上相遇而已,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角色、文化身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我”与“你”之间能相互理解、扮演与超越各种不同的角色关系。“我们”不等于“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行业”,“我们”只是在城市相遇、在社区相遇、在行业相遇而已,因而“我们”的关系不会简单囿于这样狭小的“共同体”,而是可以不断超越这类社群,成为“世界公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价值,具有普世性价值。

  “你”是有尊严的。在“我”的视野出现“你”时,“你”就是与“我”一样的“人格”,这就叫“目中有人”,这就是孔子的“仁”,将他人的人格与自己的人格“一视同仁”。仁为性,爱为情。爱有差等,情有不同,但无可逃于“同仁”之间。只有在这个超越的维度上,才谈得上“仁以为己任”、“修齐治平”。

  当然,“我们”的家庭、社区、行业、城市、国家、世界等等“共同体”,并非只有同仁关系,还有差等关系,所以孟子引入“义”的原则处理共同体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义”具有“应当”与“正当”的双重意义,兼具西方古典与现代的正义观。“正义”(justice)既可指“各司其职”,也可指“得其应得”,因而包含了道德义务与权利正当的双重意义。

  在“我”、“你”、“他”之间,有了同仁关系,又有了正义关系,那么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就形成了,达到了社会的“共同善”。因此,“我们”的价值就融合了中西文化中的三大社会价值,即自由、仁爱、正义,这也是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价值。通过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重新诠释传统的仁义思想,与西方文化精华相融合,是建构“我们的价值观”的基本理论维度。

  当代西方思想越来越强调了人际关系中去理解个人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传人霍耐特复活了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的社会承认理论,以克服原子主义的社会契约论,而这一理论也正好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相承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化、大众,要特别注意融合中西文化基本价值,这样,我们党才符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定位,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二、谁是价值担当主体?

  “我们”每一人都是价值实践主体,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倡导、传播与实践仍需要有一定的担当主体,需要一个理想主义的阶层,不同的文明都有这样的精英群体,一种特殊的“我们”群落,也就是所谓的“担道者”。传统文化的担道者就是士人,士人今天不复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但中国文化中仍有一种强烈的士人关怀,这就是社会各界的“精英”。现在的知识分子概念也很宽泛,行业分布很广,海上的、海下的都有,因为社会各界“精英”都知识化了。杭州的党政界、学术界、媒体界、企业界的知识人、文化人的气质都很强,社会责任感都很强。“四界”为什么可以联动?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士人的复合身份。这可能就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宋、明文化影响的结果。士人有“共治天下”情怀,积极入世,无论政治、社会、商道,参与性都很强,阳明学也加强了这个倾向,杭州的历史文化浸淫在这个“新传统”之中。今天的“四界联动”确有社会精英“共治城邦”的味道。这种复合机制,不但可以推动杭州的城市治理,也有利于价值传播与践行,是最有效的价值动员机制。

  杭州有一群知识精英、一个个理想主义群落在推动与经营一种城市精神,这不是一种文化的偶然。杭州有良渚文化积淀,有宋文化的传承,有新文化运动激情,有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与市民文化,有十多年城市人文精神的回归与探索,终于点燃了一道理想主义的火焰,这是中国文化复兴之光。杭州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群落。城市品牌网群、阿里巴巴、杭网义工等,这些群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年轻、充满激情与希望。年轻、理想、激情这些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元素,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中,要善加保护与运用,使之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底色。这些理想主义群落,就是一个一个特殊的“我们”群落,他们是价值观建设不可或缺的担当者。

  三、怎样传播“我们的价值”?

  价值实践是生活实践,需要日常的身体力行、躬行践履。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都讲入世修行。价值观只有表现为生活方式,才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理论。这就叫“百姓日用即道”、“理念的感性显现”。杭州特别懂得这个道理,立足于城市生活,运用感性的生活语言、符号、仪式、场景等文化元素,影响公众生活方式。如运河学习长廊、青少年第二课堂等大量历史文化遗存的挖掘利用、节日文化主题活动、最美妈妈”城市雕塑等,整个城市充满生活与学习交融的人文气息。生活品质之城的品牌推广活动,形成了系统的、常态的、仪式化的文化运作机制,对 “我们”的城市治理与公共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湖滨晴雨工作室、杭网议事厅、我们园桌会、红楼问计、背街小巷改造、公共自行车服务、行业点评、市民卡发放、市民生活体验活动、公共图书馆开放等民生关怀,使市民与城市紧贴在一起,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城市文化气质因此变得更理性、更开放、更温和、更温暖,让人有城市家园之感,城市的公共价值就得以产生与传播。

  杭州的“我们的价值观”建构并不停留于城市公共生活的宏观引导,还着眼于微观的社群文化设计,如“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杭商等。其中“我们”的社区建设理念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意义,关涉到中国社会文化模式问题。中国的城市社区实践与社区理论尚不成熟。中国城市变迁太快,没有来得及适应单位人到社会人转型。最初的房地产开发没有考虑到城市居住方式人性化问题,空间布局上也缺乏系统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人际交往空间与人生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需求,文化设施滞后。杭州社区文化建设很有自己的特点,如三位一体的管理与服务机制、国学进社区、法律进社区、和事佬复活等。社区生活是日常伦理生活场域,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生根发芽的地方,“我们的价值观”传播的天然空间。但是,目前还缺乏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尽管有党的基层组织与文化书屋,但其价值传播功能不足。许多文化书屋只有一些知识性的书,没有文化经典导向与文化人的在场传播,因此主导价值取向不明。良渚文化村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社区文化,有自己的乡规民约与基督教堂。这个取向值得我们深思。我觉得,我们将来的社区文化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应当鼓励书院进社区,成立社区书院。书院文化的价值传播功能今天被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宋以来民间书院功能不仅有教育功能,而且有文化道统维系功能,在与佛教寺院文化传播的竞争中发挥出强大活力,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今天的书院功能可定位为藏书、祭祀、讲道、养心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文化功能基本上原来就有,只是我们要把它做得更现代一点,更接近现代人的生活气质,更贴近百姓生活方式,创造温馨的讲道、参道环境,使社区文化有灵魂皈依,主导价值在民间生活中有真正的落地空间。

  杭州对怎样传播“我们的价值”做了大量有益探索,我建议在社区书院建设方面不妨做一尝试。我相信,社区书院会有力推动“我们的价值”的探索与传播更加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文化复兴之强光。

    (本文原为2011年在杭州第六届生活品质全国论坛上的发言,发表于2012年《科学社会主义》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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