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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人的鲜明写照,读徐世昌《韬养斋日记》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3
 
王学斌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徐世昌作为清末民初政坛要角,其《韬养斋日记》史料价值很高。研读全文,既可了解徐于清末如何精心构织人际关系网络,从而扶摇直上,位极人臣,又能理清徐在辛亥后同逊清皇室之间颇为微妙的政治关系,同时日记对徐一生学术旨趣的变化亦多有体现。要之,该日记堪称徐世昌这位近代政治文人的鲜明写照,其对当前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特别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故值得学界深入考察。

关键词:政治文人;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清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清末民初,实乃我国史上一空前的变革时代。徐世昌[①]无疑是此大变局中一位身份特殊且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一介书生,他先与北洋系结缘,后于清末数年间以一穷翰林扶摇而上,官至军机大臣,堪为有清以来汉人升迁之速之首。进入民国,徐虽以遗民自居,却依然恋栈政治,先是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务卿,后在各种因缘际会下登上总统之位,遂成就了一段文人当国的传奇。故徐世昌可视作“近代官僚之典型”[②],对其政治生涯进行细致考察则显得尤为必要。[③]徐所著《韬养斋日记》恰是我们了解其政治文人面目的重要材料。笔者现结合研读心得,试对徐世昌这位近代政治文人的典型标本做一剖析。

较之其他清末重臣,徐之仕途显得颇为坎坷。考中进士后,他先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散馆后授职编修。此后徐居闲曹六年,未曾获一学差,即一乡会试同考官亦不可得,可谓名副其实的“黑翰林”。[④]转机出现于1895年。是年93日,徐世昌与袁世凯重逢,[⑤]“少岩、袁慰廷来久谈,与慰廷别已十六年矣。”[⑥]袁的出现,使徐之人生因之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交际面的扩大。之前,徐世昌仅与科考同年来往。与袁相聚不久,徐便得以同当时的中外名士结识:

        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陈养园、康长素、叔衡、子培、子封、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始归,小坐乃寝。[]

午后同其赴强学会宴集,巽之承办,座有于惠若(式枚)、文芸阁、梁卓如、汪伯唐、沈子培、英人李提摩太(字菩岳)、美人李佳白(字启东)、毕德格(字子明)。二李皆能读中国经史,启东作山东浜海语,菩岳仿佛中国官话。言及立志向学,万国会通同享升平,令人有无限河山之感。[]

晚赴鹤泉之约,座有叔衡、子培昆仲、张君立、杨叔翘、巽之。饭后同叔衡、子培访郑苏龛司马(孝胥),夜谈。三更后归,写定兴信。郑通知时事,议论明决,当时之俊才也。[]

正是凭袁的引介,徐世昌与陈炽、康有为、文廷式、梁启超、李提摩太、李佳白、杨锐、郑孝胥等人交往,很快融入当时主流社交圈中。

其次便是与北洋系结缘。1897年,徐因生母去世丁忧在家。袁于是聘徐赴其小站出谋划策、襄办戎务。在小站时期,徐参与训练士兵、制定章程、编纂军制、翻译著作,其才能得以充分展现,这成为他仕宦生涯发皇之始。   

也正因徐起于小站练兵,故后人多将袁世凯视作徐官运亨通的有力奥援。应当说,袁之提携固然重要,但徐世昌个人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亦是他能于清末官场青云直上的关键因素,这恰是以往论者所易忽略之处。《韬养斋日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看似流水账式的日常记录中,隐藏着徐精心编织的人脉关系网络,这些都成为徐得以发迹的资本。第一,徐善于利用乡谊结交权贵。徐世昌同鹿传霖之间的交往即是一例。鹿传霖(18361910年),字滋轩,号迂叟,直隶定兴人,清末大臣。“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贳。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⑩]他官至体仁阁和东阁大学士,死后谥文端。徐与鹿结识,是通过其侄鹿瀛理。[11]徐与鹿瀛理是同科进士,[12]且为直隶同乡(徐祖籍天津),二人志趣相投,来往颇为密切。1888916日,徐“到乔笙处,代其写屏对,适鹿芝轩世叔自定兴来,因拜谒焉。曩见季和宗叔祖谏铁路奏章,甚向慕焉。今日拜谒,其言论风采果有超乎流俗者,良可敬也。”[13]此后,徐经常赴鹿宅拜访请益,并代鹿传霖拟志书序和信稿。[14]甲午中日战起,京师“传闻有西巡之议”,徐世昌“请太夫人暂往定兴依鹿乔笙、徐梧生两家以居。”[15]徐在赴定兴省亲之余,常同鹿氏昆仲宴集、会射。要之,徐与定兴鹿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其日后的升迁大有裨益。19056月,徐以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入直中枢,时鹿传霖恰亦在军机处。对于徐世昌,“传霖亦以乡谊,遇之甚亲,机要辄引于共谋,非荣(庆)、铁(良)所能及。”[16]而徐能于该年年底署理满兵部尚书,并于次年年初补授军机大臣,似与鹿之关照不无关系。

第二,徐常借助处理公务之便博得大吏赏识。其中以徐世昌同张之洞的往来最为典型。18979月底,徐应张之邀,赴鄂联络军务。张对徐之到来极为欢迎,招待甚周。徐居鄂一月,张派下属专门陪同徐参观学堂、铁厂、枪炮厂等洋务企业。此外二人几乎天天宴饮,从政局、练兵到新政、治学,无所不谈,相言甚欢。徐于《韬养斋日记》中对此次赴鄂之行记载颇详,成为我们了解徐、张交谊的重要史料。如:

傍晚回督署,芗翁约宴于五福堂,同座为黄漱翁、钱念劬(恂),久谈至三更后始散。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所以收此三者之效者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聩。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气,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至伯都讷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诚)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计,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17]

晚芗翁约五福堂晚饭,久谈,同座为张瓞平。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以为养,而商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以佛氏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而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没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徒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18]

    芗翁约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暗,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其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诸名臣。寅正始就寝。[19]

芗翁约夜谈,小酌,论当时人物,论当时事变,勉励将来作事,知人论世之要略,言身世有引退意。感慨太息,发于不觉,而忧天下之容亦时时无心流露。其规划宏远,忠诚恳至,中外一人而已。惜龃龉挠败,不能称其心之所欲为,此中盖有天焉。言兵为目前立国要务,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先求致富而后强兵也。[20]

经过此番交流,张之洞认为徐世昌学行俱佳,欲留为幕宾,后被徐婉辞。[21]不过徐已给张留下了深刻印象。1901年,张之洞响应朝廷保荐人才之谕令,荐员九人,其中就有徐世昌。张写道:

翰林院编修徐世昌  该员志趣端正,持躬谨饬,明达时务,办事精细。前在山东巡抚袁世凯军营有年,于兵事甚能考究,实为今日有用之才。拟恳恩交部带领引见,优予录用。[22]

时隔半月,袁世凯亦上折保举徐世昌,称赞其“公正笃诚,才识明练。前在臣军办理营务,遇事能持大体,不避劳怨,调和将士,抚驭得宜,全军翕然悦服,尤于时局要政,潜心考究,志切澄清,故以儒臣而晓畅军情,洞达世务,迹其神明内敛,局干隐然,洵称远到之器。”[23]张、袁二位地方督抚共同举荐徐世昌,自然对其得到清廷重用很有帮助,从中亦可知张之洞对徐赏识有加。[24]

第三,在各部门任职期间,徐世昌不忘同朋僚深相结纳,形成利益联盟。徐世昌不仅善于结交上层权臣,而且还积极同身边的同僚搞好关系。翻检《日记》,不难发现徐与朋僚加深交情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是换帖结拜。襄理小站军务时,徐同姜桂题、刘永庆结拜[25]1902年徐世昌回京甫任政务处总办,即与李石曾、李符曾兄弟订盟为金兰交[26];不久,徐又与练兵处同事铁良换帖订交[27];次年徐世昌擢商部左丞,又与同事瑞丰、张允言订金兰之交[28]1904年,徐世昌升任署理左侍郎,很快就与那晋、长庚换帖订交[29];出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徐先后同赵秉钧、唐绍仪结为金兰[30]。正是在这种互相攀附结纳的活动中,徐世昌同周遭同僚渐趋形成利益共同体,声气互通,得以于波云诡谲的政海中处不败之地。

综上,无论是军政要人,还是满汉权贵,徐世昌皆竭力与之结交,从而构建起一张错综复杂的无形人脉网络。徐能在清末政坛连跳数级、位极人臣,且于屡次政治风波中屹然不倒,恐怕与其过人的人际交往手腕密切相关。

进入民国,徐世昌同逊清皇室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以往因史料所限,学界就徐世昌同逊清皇室之间来往的研究颇显不足,从而难以就相关问题作出准确论断。《韬养斋日记》则给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辛亥后徐的政治立场与个人心态的窗口。

1912年初,清室逊位,共和肇造。面对这一巨变,许多原清廷官吏表现得异常激愤。如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道:“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31]在他看来,袁世凯诸人“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32]与郑之气愤与哀叹形成鲜明对比,徐世昌则显得异常冷静。对于逊位一事,他仅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33]一句。徐态度之所以能如此淡然,一因其料知清廷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二则恐怕与袁世凯的深厚交情有关。不过,此后徐依然照常入宫面圣,处理《德宗实录》等事务。1913222日,隆裕皇太后病逝,徐世昌入内襄办丧礼,并“奉旨穿孝白日”[34]。可见徐以前清遗民自居。[35]

当然徐并非真心归隐,实则观察时局,等待机会。一次,徐已故好友贺涛之子贺葆真前来拜见,曾提及出山一事。贺问:“此时公可在政界有所施为?”徐答曰:“现在政界诸公方事竞争,内容甚乱,宜少避之。”贺又问:“国事方棘,我公正宜有所尽力。今新进之士多无经验,国事将谁属乎?”话至此处,徐世昌借故转移话题,避而不谈。[36]可见徐虽身为遗民,但仍对权力充满渴望。

1914年,袁世凯力劝徐出山任国务卿,协助其处理政务。起初徐表示推辞。不过几日之后,徐最终接受任命。其间的一些细节,日记中有所反映:

晨起,会客,吴向之来劝驾,大总统遣来商酌各事。约吴辟疆来办理呈词代为呈递。晚间即奉批敦劝:“万勿推辞”,又派段芝泉来劝驾,并送去年所辞之勋一位徽章、证书。午后写字,小憩。大总统又派孙慕韩来敦劝明日即出任事,久谈。又会客。晚梧生、桂辛来久谈。午间留辟疆、士缃、邓孝先诸人在此午饭。午睡时世博轩(世续)来劝:“出任事,不可推辞。”未晤。[37]

徐决定委身民国,襄助袁世凯,说明他已认定出山之时机成熟。同时从该段日记亦可知逊清皇室对徐之出山当有所影响。

而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企图日趋明显之际,徐世昌则两度辞去国务卿,并致函袁劝其撤销帝制。19151221日,当得知袁封自己为“嵩山四友”的消息后,徐并未对袁流露感激之情,而是料定“所有国务卿一职即可自然开去矣”[38]。次日,徐又听说陆征祥出任国务卿,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于是写道:“卸却仔肩,颇觉爽适。”[39] 1916126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下如此一段: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40]

徐既为袁的不智之举颇为叹息,也反映出其对复辟活动持谨慎抵制的态度。

至于徐世昌与丁巳复辟的关系,学界历来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沈云龙先生断定徐世昌对复辟一事确有参与,“世昌于复辟并无根本反对之意,其侧重固结北洋团体,及对徐州会议之幕后支持,则灼然可见。然彼赳赳武夫者流,咸能拱手听命,愿受羁勒,足征世昌操纵群雄之权谋,亦具有相当魔力者也。”[41]不过徐主缓进,不似张勋诸辈“鲁莽灭裂”,故沈氏认为“世昌虽处复辟嫌疑之际,仍能善为应付,不沾不滞,与个人行止进退,留有回旋余地,远非名为瞻怀故君而实恋恋于个人利禄竟倚恃张勋若长城者所可及。徐氏持重不轻于一发,而预知张勋之必败,则政治经验之老辣,与夫手腕之灵活机敏,固亦有其过人之处也。”[42]陶菊隐先生则认为徐未必参与其间,因他“老于世故,如果不是大权在手,同时复辟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他是不会轻于投入漩涡来做别人装饰品的。因此他在天津采取了观望不前的态度。”[43]郭剑林、苏全有二位指出尚未发现徐支持复辟的直接证据,反而张勋有将复辟责任嫁祸于冯国璋和徐世昌身上之嫌。[44]

可能因徐城府太深,抑或本无此事,细检《韬养斋日记》,并未发现徐与张勋商议复辟一事的记录。不过其对皇室命运的担忧与焦虑,在日记中多有流露:

今早铁林自京来,晚又来谈,明早回京。今日得京中信息:张勋恭请皇上复临御天下躬理大政,闻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45]

晨起,来客不断。饭后小憩,略看书,又来客至晚。马绍眉、路季裳在此晚饭。干臣又来,二更后始去。连日因京中各事,商论甚忙。[46]

饭后又来客,直至傍晚始尽去,兼有外国客。晚饭后园中散步,又来数客。体中不适,人甚困惫。闻段芝泉、张少轩两军交绥已至丰台。时局阽危,可发浩叹。[47]

干臣、理斋、绍眉、季裳在此早饭,代为拟稿译电,午后始去。沐浴、小憩,五弟来为诊脉服药,又来客。晚饭后园中散步。睡而复起,又来客。闻张勋兵溃败,已释戈不战,张勋诸人已数日不进内。张勋、康有为诸人愿取消复辟,为自保计。如此儿戏,卤莽灭裂,置国家、幼主于不顾,殊堪愤恨。[48]

干臣、理斋、十弟在此早饭。饭后又来客,略憩,又来客不断。干臣诸人在此晚饭,代办电报,三更始去。连日为维持皇室,保存优待条件并维持京师地面,调护张勋,甚为忧劳。体中困病,夜不能寐。昨夜光弟腹泻,腹痛,今早往视。唤五弟来为诊脉服药,晚间已见好。[49]

闻京中张勋兵败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屡劝张勋罢兵不听,致有今日。卤莽灭裂,焉能成事,张勋已矣。[50]

徐世昌仍以老臣自居,为维护溥仪诸人之安危连日商讨、活动,其与逊清皇室之间的关系实不一般。同时也可见徐并不认同张、康等人急躁鲁莽的复辟行径。

即使是在徐就任民国总统前后,亦可发现前清皇室的身影。191894日,徐世昌被北京参众两院选为总统。当选民国总统,虽符合徐追逐权力的愿望,不过这也意味着将其置于两难之地,接受则表示公然背离逊清皇室,并与吴佩孚及南方军政府为敌,推辞又会得罪以冯国璋为首的政治势力,故此时徐之处境颇为微妙。他先后两次请辞表明其确有隐衷,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言乃“仿效袁世凯故伎”,“虚伪谦让”。[51]911日,徐“出门答拜冯华甫(冯国璋)、段芝泉(段祺瑞),皆久谈”,[52]谈话内容不详。915日,徐为是否接受总统一事,“出门谒醇王(载沣)谈有顷,答拜陈弢庵(陈宝琛)。访世博轩(世续),久谈。”[53]谈话结果按照徐之说法,即:

前此醇王倩(请)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54]

徐接受选举证书当天,逊清皇室亦正式表示盼望徐速就任:

昨日世中堂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55]

由上可知,徐世昌最终决定接受选举证书,出任总统一职,逊清皇室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逊清皇室之所以支持徐世昌出任总统,绝非因其赞同共和,而是出于维持自身安全的考虑,徐世昌则成为其保护伞。难怪郭则沄称“宫廷晏然,东海之力为多”。[56]

耐人寻味的是,私底下徐虽同逊清皇室及遗老来往密切,但在公开场合,他又故意避谈自己同皇室的关系,对彼此来往讳莫如深。这恰反映出他身处鼎革之际,既是民国要人,又不忘前朝厚恩,故徐世昌之言行十分谨慎,不轻易授人以把柄。易言之,复杂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徐世昌此种矛盾的双重人格,这很值得我们深入考察与思索。

综观《韬养斋日记》,我们还能从中发现徐世昌学术旨趣的变化。徐世昌出身翰林,自然有一定的学术修养。通读日记,可以看到其治学兴趣有从笃信宋明理学向推崇颜李实学的明显转变。30岁左右时,徐世昌因忙于应付科举,故读书重点多集中于程朱等人的著作上,并将读后心得写于日记当中。比如在研读朱熹《近思录》的过程中,徐世昌便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当读至“慎言语以养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时,徐感叹“二语最为切要,然人每易忽其所以招凶致疾者多在是也,可不懔诸。”[57]同时,徐对程朱所主张的静坐持敬的修养工夫十分赞同,认为“程子尝教人静坐,此是初学第一要处,盖静坐始能收敛此心不使外驰,则所学亦才能专精,定静虑得由此可会,然亦是持敬之功,非释子坐禅也。张子以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不戏谑亦是持气之一端,朱子亦尝引以示人,不可不戒。”[58]而读罢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徐更是深受触动,思绪勃发,结合所闻所感,洋洋洒洒挥笔痛陈当今书院之弊及自己的改良措施:

读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详五教之目而推其所以学之之序,又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者穷理之外,制其笃行之要:曰修身,曰处事,曰接物。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接物之要也。其所以教人者,何其广大而切要乎。今日书院之设,专以帖括试帖为功,逞妍抽秘、驰骋词章者皆列高等,师不必携其弟,弟多不识其师,例如应期接缴课而已,何尝有讲习讨论之功,亦不过凭纸上定优劣而已。则所谓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概置不问,即有一、二有道之儒,慨然以兴复正学为心,而天下又以迂拘目之,此风俗之所以不古、人心之所以不厚也。我朝冉谭庵先生主讲嵩阳书院,李文清公主讲河朔书院,皆能振浮式靡以正学启迪后进。阮文达公设诂经精舍于粤东,立学海堂于闽,建文选楼于淮。张香涛太史视学蜀楚,亦于书院添讲经学,斯皆崇尚经术,浸浸乎有因文见道之心。陈右铭观察鉴乎此,又设致用精舍于河朔,以读书穷理、明体达用为急,而一切词章之学皆摈不录,其用意亦良厚矣。今若各直省及府厅州县凡有书院皆延严正有道之师,于课举业外立以课程,定以时日,与诸生讲论穷究义理,身体力行,时时劝勉所谓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知不可一日脱略者,则风俗人心当必焕然可观,而人才亦于是乎出矣,是在任风化之责者亟知之。[59]

应该说,此时的徐世昌,大体上还是一个饱读程朱著述的理学中人。

襄助袁世凯练兵后,因公务繁忙,日记中很少能见到徐探讨治学的内容。辛亥之后,由于退居多暇,徐世昌得以有充足时间钻研学问,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亦因之增加。自1916年初,徐世昌开始系统而深入的阅读颜李学派的著作,并在日记中大量摘录颜元、李塨二人的学术观点。研读两年有余,徐对颜李学愈加推重,认为“自宋、元、明以迄我朝,理学家多轻视仕宦,所以治国少人才,与大学所言‘修齐平治’亦尚欠缺。习斋、恕谷论学,体用贯彻,上接周孔,尤于今日之世为切要。”[60]这也成为促使他大力提倡颜李学的内在原因。[61]

此外,徐世昌晚年醉心于整理清人文献、编纂学术史籍,这在日记中多有体现。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徐组织幕僚、门生编纂刊布《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徵》、《晚晴簃诗汇》、《四存月刊》、《清儒学案》等丛书杂志的具体过程,为我们深入了解以徐世昌为首的遗民群体的文化活动及其内心关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清末民初,传统士人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必然要经历一个政治选择与自我转型的过程。徐世昌身为清末重臣,易代后以遗民自居,与逊清皇室来往频密,互为奥援,同时又于民初几度出山,委身民国,终登总统之位。既不忘故主厚恩,眷恋前朝旧物,又难抵权力诱惑,逐鹿民国官场,此种复杂吊诡的情形恰恰是以徐为代表的近代政治文人的鲜明写照。《韬养斋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观察晚清民初政局变幻的极佳视角,故该日记对于当前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特别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值得学界深入考察。

[附识]本文的撰写和修改承笔者硕士导师孙燕京教授的悉心点拨与指导。同时湛江师范学院景东升先生不吝惠赐其未刊的博士论文,并不时向笔者提供重要线索,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刊发于《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东海、弢斋,别署水竹邨人、石门山人,天津人。

[] 沈云龙:《自序》,《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 揆诸学界研究现状,由于史料所限,学人多就徐世昌与小站练兵、清末东北新政、1919年南北议和等问题进行探讨,尚缺乏对其政治生涯的系统考察。台湾沈云龙先生所著《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虽堪称目前学界徐世昌研究之佳作,但因多引外围材料,未能采用诸如日记、年谱等核心史料,故部分结论有待商榷。郭剑林先生的《北洋灵魂—徐世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苏全有先生的《徐世昌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亦皆存在类似问题。湛江师范学院景东升先生于200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徐世昌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则对该问题有所突破。作者借鉴人格心理学、人际网络学等研究方法,尝试从多层面地考察作为传统士人的徐世昌,是如何于大变革时代实现政治选择与自我转型的。惜作者探讨重心在于徐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故对其政治生涯甚少措意。并且在史料运用上,景也较少引用徐的《韬养斋日记》。

[] 按照清例,翰林以放差之迟速多寡分红黑。徐世昌在翰林院时,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徐即“八黑”之一,可见其之不得志。

[] 关于徐、袁二人结交的具体经过,据《容庵弟子记》载,“公(指袁世凯)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值考试,又喜为人捉刀,士林有微辞,公闻而痛自悛改。纠集同志立丽泽山房及勿欺山房两文社,分门讲习,公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公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时吴公重熹守陈州,约公为诗酒友,雅敬爱之。天津徐相世昌,以孝廉馆淮宁县署,往游公别墅,阍者外出,公方在仰山堂读书,徐公不问主人,径入,公起立揖让,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公无力入都应试,公助以川资,始克成行。”见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菴弟子记》,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刊》第1辑《建立民国》,台湾文星出版社19626月版,第34页。

[]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朔日。

[]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廿七日。

[] 赵尔巽等撰:《鹿传霖》,《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7712月版,第12389页。

[11] 鹿瀛理(1852—?),字安仲,号乔笙,直隶定兴人。据《定兴鹿氏简明世表》载,鹿瀛理是鹿氏第十六世鹿传钧之子,传钧与鹿传霖同为第十五世鹿丕宗之子,“鹿丕宗,讳筌第五子,子六,长传钧、次传乂、三传赓、四传昉、五传霖、六传宣殇。以传乂、传赓出嗣亢宗为子。”(鹿瀛理纂修:《定兴鹿氏简明世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第12页。)由此可知鹿瀛理同鹿传霖关系甚近。

[12] 鹿为二甲六十三名,见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6月版,第1190页。

[13]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按照《清史稿》记载,鹿传霖“(光绪)十一年调陕西,引疾归。十五年,再出抚陕。”(赵尔巽等撰:《鹿传霖》,《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7712月版,第12387页)1888年恰值鹿传霖赋闲之时,故徐方得以于京师见到鹿。

[14]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和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15] 贺培新编:《徐世昌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近代史资料》总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16]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17]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廿九日。

[18]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19]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

[20]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21] 贺培新编:《徐世昌年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2] 张之洞:《保荐人才折并清单》(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四册,武汉出版社200811月版,第1页。

[23] 袁世凯:《遵旨保荐编修徐世昌等以供任使折》(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24] 当然,张之洞如此优待徐世昌,尚有另外一层考虑,即“因徐是袁在小站练兵时的高级幕僚,且系袁之心腹,(张)欲借徐以拉拢北洋实力派,所以如此。”(张达骧:《袁世凯与徐世昌》,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徐世昌、曹锟、孙传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5]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26]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27]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28]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廿六日。

[29]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和六月十五日。

[30] 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和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廿四日。

[31]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96页。

[32]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99页。

[33]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34]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二年正月十八日。

[35] 张达骧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1912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叫徐世昌仍留北京照料清室。名为照料,实际是暗中监视,并注意一些清室遗臣的行动。” (张达骧:《袁世凯与徐世昌》,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徐世昌、曹锟、孙传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6] 贺葆真:《收愚斋日记》,民国年间手抄本,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二年四月六日。

[37]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三年四月初七日。

[38]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39]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40]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四年十二月廿二日。

[41]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

[42]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页。

[43]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26页。

[44] 郭剑林:《北洋灵魂—徐世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苏全有:《徐世昌家族》,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45]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五月十三日。

[46]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五月十八日。

[47]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五月十九日。

[48]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五月二十日。

[49]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五月廿二日。

[50]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五月廿四日。

[51] 胡晓编著:《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月版,第157页。

[52]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七年八月初七日。

[53]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七年八月十一日。

[54]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七年八月十一日。

[55]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七年八月十三日。

[56] 龙顾山人(即郭则沄):《南屋述闻》,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6月版,第158页。

[57]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十一年正月廿四日。

[58]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59]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光绪十一年四月廿四日。

[60]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图书馆影印本,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61] 当然,徐抬高颜李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此阻遏新思想的发展”,“他尊颜李不过是尊孔孟的变相形式”。(姜广辉:《颜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2月版,第203页。)不过透过日记,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徐尊崇颜李并非仅是作表面文章,而是真心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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