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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近十年价值观的变化,“后现代化理论”的验证研究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3
 
 

郭 莲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摘要】本文以美国学者Inglehart建构的“后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使用国际学术机构“世界价值观调查”为测量工具,对该机构1995年和2005年公布的中国公众价值观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众的价值观在1995年至2005年间发生了“现代化”维度上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以及“后现代化”维度上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的转变趋势,即现代的中国公众更加趋向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和法理权威,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本研究验证了Inglehart“后现代化理论”在运用于分析中国公众价值观的变化案例上具有可靠性。

【关键词】后现代化理论; 传统价值观; 世俗—理性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 幸福价值观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世界各国公众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产生影响较大的有Hofstede涵盖5个维度的价值观研究,[1] 以及由Inglehart组织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2]而这两者中又以Inglehart领导的价值观研究持续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Inglehart通过对数次大规模的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果验证了他所提出的研究价值观的理论范式,即“后现代化理论”范式,这被世界学界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

    英氏在“后现代化理论”中指出,“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它是指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一场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变迁。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近20年已经开始向新的方向,即“后现代化”方向发展。从历史的纵身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存在三个阶段两个维度的发展,即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阶段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阶段发展的“后现代化”过程。

“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5年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调查(2010年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覆盖了世界六大洲近90个国家,涉及世界85%的人口,得到了数十万公众的价值观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英氏验证了各国公众价值观在两个维度上的发展变化趋势,即“现代化”维度和“后现代化”维度,前者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后者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或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

在“传统价值观”与“世俗—理性价值观”的“现代化”维度上,主要反映的是对待权力的传统态度与世俗—理性态度之分,其中价值观的差异表现在宗教和家庭重要与否、尊重权威等方面。持守“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强调宗教、传统家庭价值观、否定离婚、不关注政治、主张顺从权力当局等。而居于“世俗—理性价值观”一端的社会则持相反的态度。

    “生存价值观”与“幸福价值观”的“后现代化”维度则主要涉及后工业社会所具有的特性,主要包括“物质主义价值”与“后物质主义价值”两极的对比,从强调经济安全和物质安全转向日益强调自我表现、主观康乐和生活质量。持“幸福价值观”的人们强调环境保护、妇女解放、休闲及朋友,并要求参与政治决策,人际信任程度和生活满意度都较高。而强调“生存价值观”则持与此相反的态度。

英氏以稀缺性(scarcity)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假设来解释这一价值观的变迁过程。稀缺性假设认为,个人的优先价值观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人们会把最主要的主观价值观给予相对稀缺的事物,这一假设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以物质主义需求为主,因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能增进幸福感,那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弱。具体而言,经常经历经济匮乏的人,会把经济和安全需要放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例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强大的国防等。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上过得富足的人,会认为个人归属、自我表达以及公民权利等更加重要,他们会要求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的社会,并希望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社会化假说则认为,个人人格的基本结构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未成年时期,即个人的社会化时期,往往对人格的形成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在进入成年时期之后,人格的变化则相对较小。依照这个假说,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其青少年时期的状况,因为个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整体价值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因此价值观的变迁具有滞后性,一般是随着代际的变换才发生基本价值观的变化。

英氏通过分析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世界各国两代人在政治、经济、宗教、性别、家庭上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沿着可预期的方向发展的,即许多主要价值观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变化的,而且这些价值观的变化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发达国家的公众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而是强调实现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等价值观。

伴随着中国近十余年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GDP每年以平均10%的增长率增长,中国公众人均年收入从1995年约700美元到2007年的2360美元,从国际惯例看,这是经济发展达到后物质主义以及后现代价值观的临界点。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进入了注重质量、追求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3]的目标。加上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专家推测,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后现代价值观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4]那么,中国公众的价值观是否会依照英氏“后现代化价值”理论的预测,也发生像30-40年前西方国家公众那样的由“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吗?我国现在正在处于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了解并研究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把握其变化趋势,已成为研究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变化方向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公布的1995年和2005年的中国公众价值观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探研中国公众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价值观所发生的变化以及造成变化的原因,从而验证英氏“后现代化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公众价值观变化这一案例的可靠性。

二、中国公众价值观1995年和2005年数据分析与比较

(一)调查方法

1. 调查对象

    “世界价值观调查”1995年所调查的中国公民人数为1500人,其中男性为799人,占总人数的53.3%;女性为701人,占总人数的46.7%2005年所调查的中国公民人数为2015人,其中男性为923人,占总人数的45.8%;女性为1029人,占总人数的54.2%

2. 测量工具

    借用“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根据英氏对其中最主要的价值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按照变量内在的联系,抽取两个“公共因子”。一个是“传统权威——世俗理性权威”因子,它反映的是“现代化”维度;一个是“生存——幸福”因子,它反映的是“后现代化”维度。

(二)结果与发现

    根据英氏“后现代化理论”,将95年和05年中国公众在“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4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得到双方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维度上的平均值与标准差,采用t检验来判别双方在各个因素上的差异显著性,结果如下列各表。

2-1中国公众95年与05年在“传统价值观”各变量差异检验比较

   

教育孩子信仰宗教

宗教是否重要

上帝是否重要

 

自豪感

工作是否重要

家庭是否重要

理想的

孩子数

教育孩

子顺从

更加尊重权威

9 5

Mean

1.57

3.92

2.37

 

1.59

1.27

 

1.64

1.44

Std. D.

.495

2.37

2.253

 

1.68

.611

 

.481

.497

0 5

Mean

1.98

3.18

3.58

2.06

1.269

1.24

1.91

1.85

1.50

Std. D.

.146

.925

2.911

.766

.725

.472

1.346

.353

.690

T

-35.006

13.173

-12.728

 

-2.732

1.741

 

-15.408

-2.643

Df

3513

2983

3092

 

3384

3486

 

3513

2937

Sig.

.000***

.000***

.000***

 

.006**

.082

 

.000***

.008**

差异显著性水平检验 * p< .05  ** p< .01  *** p< .001 (下同)

2-1表明,在“传统价值观”各变量中,只有“家庭是否重要”一项没有达到差异显著性,其他各项都具有高度的差异显著性,这说明中国公众十余年间在“传统价值观”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现代公众对“教育孩子信仰宗教”、“工作是否重要”、“教育孩子顺从”和“更加尊重权威”4个选项持有更加赞成的态度;而对“宗教是否重要”和“上帝是否重要”则持肯定的态度。

2-2中国公众95年与05年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差异检验比较

  

政治

是否

重要

对政治是否

感兴趣

教育

孩子有

责任感

离婚

是否

合理

堕胎

是否

合理

教育

孩子

节俭

教育孩子果断

教育

孩子

工作

教育孩子信仰宗教

教育

孩子

顺从

     

国公 9 5

Mean

2.62

3.16

1.33

1.89

2.42

1.66

1.78

1.77

1.57

1.64

Std. D.

1.861

1.555

.471

1.271

1.696

.475

.415

1.452

.495

.481

中国公

0 5

Mean

2.37

2.20

1.36

2.73

2.12

1.37

1.75

1.18

1.98

1.85

Std. D.

.835

.997

.480

2.618

2.144

.484

.433

.386

.146

.353

T

4.743

21.363

-1.651

-11.298

4.345

17.261

1.917

17.329

-35.006

-15.408

Df

3084

3276

3513

3340

3249

3513

3513

3513

3513

3513

Sig.

.000***

.000***

.099

.000***

.000***

.000***

.055

.000***

.000***

.000***

                           

2-2表明,在“世俗—理性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教育孩子有责任感”和“教育孩子果断品格”2个选项上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其他各项都显示出高度的显著性,这说明现代的公众与10年前的公众在此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现代公众对“政治是否重要”、“对政治是否感兴趣”、“离婚是否合理”和“教育孩子节俭”持有更加肯定的态度。在“成就动机”(“复合变量”)所包含的“教育孩子努力工作”、“教育孩子果断品格”2个正面选项和“教育孩子宗教信仰”、“教育孩子顺从”2个负面选项中,正负选项之差的平均值(公众95-0.34;公众050.90)反映出05年的公众的“成就动机”价值观远远高于95年的公众。在该组各变量中,只有在“教育孩子顺从”和“堕胎是否合理”2个负选项上,05年的公众认为教育孩子顺从的品格更加重要,并认为堕胎不合理。

2-3中国公众95年与05年在“生存价值观”各变量差异检验比较

  

妇女需有孩子

才完整

孩子需有父母才能幸福成长

科学

有利

有害

国家

承担

责任

教育孩子努力工作

更加

尊重

权威

艾滋病

人为邻

同性恋

为邻

拒绝外群体

中国公众

9 5

Mean

1.39

1.80

1.86

 

1.77

1.44

2.30

2.83

2.58

Std.D.

.489

.402

1.595

 

1.452

.497

1.220

.428

2.044

中国公众

0 5

Mean

2.19

1.03

1.45

5.53

1.18

1.50

1.80

1.24

1.32

Std.D.

.654

.175

.823

3.043

.386

.690

.401

.424

.466

T

-38.351

75.619

9.623

 

17.329

-2.643

17.003

109.290

26.443

Df

3171

3465

3339

 

3513

2937

3467

3467

3467

Sig.

.000***

.000***

.000***

 

.000***

.008**

.000***

.000***

.783

                       

2-3表明,在“生存价值观”各变量中,除了“是否愿意以同性恋为邻”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外,其他各项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这说明中国公众在绝大多数“生存价值观”上都发生了变化。其中,现代的人们对“妇女需要有孩子才算完整”、“教育孩子努力工作”和“更加尊重权威”持有更加否定的态度,对“孩子需要在父母都在的家庭里才能幸福成长”则持有更加肯定的态度。在“拒绝外群体”的3个选项中,“是否愿意以同性恋为邻”没有达到显著度要求,而在“是否愿意以移民为邻”和“是否愿意与艾滋病人为邻”2个选项上,现代的人们表示出越来越不介意的态度。

2-4中国公众95年与05年在“幸福价值观”各变量差异检验比较

  

妇女运动信心

教育

孩子

宽容

教育

孩子

想象力

生活

满意度

健康

状况

休闲

是否

重要

朋友

是否

重要

自由

选择

生活

大多数人可

信任

同性恋

是否

合理

物质

主义

中国公众

95

Mean

 

1.27

1.50

1.97

2.03

2.58

1.99

2.47

1.72

8.91

 

Std. D.

 

.446

.500

.180

.952

1.335

1.188

1.949

.450

23.447

 

中国公众

05

Mean

1.97

1.39

1.79

6.76

2.22

2.41

1.88

7.23

1.48

1.63

 

Std. D.

.642

.448

.408

2.400

1.038

.758

.684

2.341

.500

1.630

 

T

 

-7.248

-18.938

-77.211

-5.563

4.683

3.343

-63.104

14.525

12.400

 

Df

 

3513

3513

3457

3510

3352

3423

3346

3371

3099

 

Sig.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2-4表明,在“幸福价值观”各变量中,所有选项都具有高度显著性,这说明近10年中国公众在“幸福价值观”上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其中,现代公众对“近来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休闲是否重要”、“朋友是否重要”、“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和掌握自己生活”和“大多数人都是可信任的”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而对“教育孩子宽容和尊重他人”、“教育孩子想象力”、“近期健康状况”和“同性恋是否合理”的负面选择也持赞成的态度。

三、结果与讨论

根据标准比较法计算出中国公众1995年和2005年在“传统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中各变量的综合平均值,得到表3-1

3-1中国公众95年和05年在传统、世俗—理性、生存、幸福价值观上的平均值

 

传统价值观

世俗-理性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

幸福价值观

中国公众 95

Mean

0.463

0.325

0.223

0.496

中国公众 05

Mean

0.436

0.397

0.149

0.525

3-1中的数据反映出中国公众的价值观在近10年的时间中已经发生了“现代化”维度上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后现代化”维度上从“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公众的价值观与10年前的公众相比较,已经发生了由“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趋势,他们更加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这与许多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所发生的价值观变化趋势一样。具体而言,他们更加愿意参与政治、不盲目崇拜权威、对自身命运有更多的掌控、包容度增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特别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些都是随着中国近10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出现的十分可喜的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也与Inglehart“后现代化理论”中提出的价值观的预期发展变化相吻合,这验证了“后现代化理论”在比较当代中国公众价值观变化时具有可靠性。

归纳来看,表2-1和表2-2反映出在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公众的大多数价值观都是朝着与“传统价值观”相反而趋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方向发展的。其中最令人可喜的发现是,中国公众参政意识较之10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这一维度中唯一负向增长的价值观是公众更加愿意教育孩子顺从的品格,这是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自主意识的提高,理应在教育孩子方面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要求孩子更加顺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中国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孩子从小到大都要在竞争的环境下生活,所以父母总是希望孩子能顺从听话,好好学习,考入好的学校,为未来奠定更好的基础。

2-3说明中国公众的绝大多数价值观正在向着与“生存价值观”相反的方向变化。例如,中国公众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宽容度,特别是对艾滋病的宽容度,这一点应归功于国家一直以来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该组选项中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的人们对“孩子需要父母才能健康成长”的观点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随着中国近些年来离婚率的持续上升,许多离婚家庭的孩子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一现象使得人们更加赞成这一观点。

2-4表明中国公众的大多数价值观是朝着“幸福价值观”的方向变化的。其中最令人惊喜的变化是,现代公众对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这表明中国近些年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得最终的受益者——广大公众在精神和现实生活中都感到身心愉悦,对生活的满意度也随之提高。而与之相符的是人们在“可以自由选择和掌握自己生活”的选项上也给予了更多的肯定,这表明中国现代社会正在向更加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这给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发展的机会,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充满了信心,因此也就更能掌控自己未来的生活。另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是,现代的人们更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人际之间信任度的提高充分说明了中国目前的生存环境是值得肯定的。但该组选项中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人们普遍认为健康状况不如从前,这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要在发展迅速和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人们必须加倍努力学习和工作,因此往往会忽略健康问题。

综上所述,从中国公众近10年价值观变化中,我们欣喜地发现现代的中国人正在向着更加注重强调生活质量、主观康乐和自我表达的“后现代价值观”的方向发展,但我们也还需要对价值观变化中的一些负面变化加以注意,从而引导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人们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2] Ingl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43 Societi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37.

[4] 陶文昭.后物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轫[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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