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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雜任”考
文章来源:中国史室 [作者:趙璐璐]  发布时间:2013-03-15
 
  ——《天聖令·雜令》雜任條解讀 

  《天聖令》卷三十《雜令》中唐令第15條是對唐代諸色人所下的定義[[1]]諸司流外非長上者,名“番官”。其習馭、掌閑、翼馭、執馭、馭士、駕士、幕士、稱長、門僕、主膳、供膳、典食、主酪、獸醫、典鐘、典鼓、價人、大理問事,緫明(名)“庶士”。內侍省、內坊閤(閹)人無官品者,皆名“內給使”。親王府閹人,皆名“散使”。諸州持(執)刀、州縣典獄、問事、白直,緫名“雜職”。州縣錄事、市令、倉督、市丞、府事[[2]]、史、佐、計史、倉史、里正、市史,折衝府錄事、府、史,兩京坊正等,非省補者,緫名“雜任”。其稱“典吏”者,“雜任”亦是。

  令文中對于唐代的雜任所包括的人員限定了明確的範疇,爲其它史料所不見,這便爲我們界定“雜任”的範圍和進一步詳細地研究這一群體提供了可能。“雜任”這一概念在唐代其他文獻中時有出現,對于這一群體也有一些相關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其所包括的人員不明確,至今對唐代雜任的研究還并不充分。本文擬以《天聖令》中對雜任的規定爲基本依據,研究唐代雜任的相關問題。

  一、唐代法令中的雜任、流外官、雜職

  《唐律疏議》對雜任的定義爲:“‘雜任’,謂在官供事,無流外品。爲其合在公家驅使,故得罪輕于凡人不合供官人之身。”[[3]]可見在法令上雜任和流外官的區別是很明顯的,關于這一點前人已有很明確的認識。但是由于雜任包括的人員不清楚,所以以往研究中還是存在將兩者混淆的情况。王永興先生認爲縣錄事、佐、史均爲流外官[[4]]。張廣達先生則認爲州縣佐、史是雜任[[5]]。現在由于《天聖令》的發現,可以判斷州縣錄事、佐、史屬于雜任而非流外官。上引《天聖令》令文除規定雜任的人員外,還規定“諸州執刀、州縣典獄、問事、白直,總名‘雜職’”。雜任和雜職範圍的劃定,使我們對唐代地方機構中流內官以外的人員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兩者基本囊括了唐代法令規定當中在地方上任職和服務的非流內官。唐代州縣胥吏,大體上即由這兩類人組成。

  清楚了唐代州縣胥吏基本分爲雜任和雜職兩類,就可以解决地方政府中是否設置流外官的問題。郭鋒先生認爲除在京師諸司及地方直屬中央的一些單位和都護府一級的機構內有流外官外,其他情况如州縣機構,是沒有流外官的,州縣胥吏屬于雜任範疇[[6]]。任士英先生則認爲地方府、州、縣機構中必有流外官設置,將其胥吏全歸爲雜任是不妥當的[[7]]。如今據《天聖令》可知,除了地方直屬中央的一些單位和都護府一級機構外,地方州縣機構中並沒有流外官,但是府、州、縣的胥吏也並非均為雜任,還有一部分屬于雜職。張廣達先生根據《文獻通考》中的記載提到縣令的佐官丞、尉、主簿,唐初武德、貞觀皆爲流外,高宗之後方改爲品官[[8]]。可見地方州縣是否有流外官這一問題,唐代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前期地方州縣確實存在流外官。這或可解釋文獻中存在的一些關于流外官的記載。如任士英先生即根據《通典》“诸州县之官,流外九品以上皆给白直”的記載,來推斷地方州縣有流外官[[9]]。這一記載可能是高宗之前留下的,當時地方還有流外官的設置。不過縣丞、尉、主簿是由流外官變爲流內官,這種變化是發生在流內官和流外官兩個群體之間,所以並不影響我們對雜任和流外官問題的討論。而原來所說的唐代州縣胥吏這些人員當中,沒有流外官

  同時,雜任和雜職範圍的劃定,亦有助於我們清楚的認識雜任的特點及其与雜職的區別。唐長孺先生由于將防閣、庶僕邑士、白直、執衣等均歸為雜任,所以認爲雜任的服役辦法除了長年“在官驅使”外,還可以按期番上或納資以代役使[[10]]。宮崎市定先生則將“雜任”認爲是“番役”[[11]]。現在根據其包括的人員來看,雜任並不是分番執役的。“雜任”這一群體的特點,正在于此。黃正建先生研究指出,雜任和雜職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雜職”是分番執役,後來可以資代役。“雜任”則並不是番役,也不曾變爲資課[[12]]這種區別凸顯了雜任和雜職的不同,也澄清了以往關于雜任服役特點的一些不準確的認識。而雜任和雜職之間的這種分類以及差別,与張廣達先生的判斷一致。張先生在上引文中將未經判補,無流外品的州縣胥吏分爲兩類,一類是州縣雜任(如州、縣佐史),一類是非流外番官(上番或納資)[[13]]。其中所說的非流外番官即相當于雜職

  《天聖令》中對于雜任和雜職兩類群體的界定,為我們解决以往關于雜任、流外官研究中有爭論的一些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結合前人對于唐代胥吏、流外官等相關方麵的研究成果,現在我們對唐代地方機構中流內官以外的人員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有助于相關研究的推進。

  雜任的人員構成

  澄清了流外官和雜任相關問題的一些爭論下面就令文本身分析雜任的概念和它所包括的人員

  雜任一條中明確提出的人員包括:州縣錄事、市令、倉督、市丞、府、史、佐、計史、倉史、里正、市史,折衝府錄事、府、史,兩京坊正。對照相關史料可以發現,其中有一部分屬于流內官。戴建國先生已發現了這一問題,以《通典》爲依據,指出上州錄事、市令爲流內九品官。他认为“雜任”條同時强調了“非省補者”這一條件,所以《雜令》所說的州縣錄事、市令,不包括中央任命的流內品官在內[[14]]也就是說,雜任是令文所列職掌中非省補的人員,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不過,與《通典》不同,兩《唐書》均記載中州錄事爲從九品上,下州錄事爲從九品下[[15]]。戴建國先生指出,《舊唐書》所載官品,已摻入開元二十五年後的唐代制度,他未予討論。但是《唐六典》記載中、下州錄事爲從九品下[[16]]。那麽中下州錄事應爲雜任還是流內官?《册府元龜》載開元十一年七月丁亥敕曰:“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于錄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諸州于錄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勛散官充。”[[17]]敕文中規定州職事醫學博士的階品和錄事相同,說明諸州錄事之前是有品階的。而敕文頒發後,中、下州錄事暫時失去了品階。

  但中、下州錄事應很快又恢復爲流內官。開元十六年敕文云:“州府及縣倉督、府司佐史、縣錄事、里正等,若有景行,明閑案牘,任經十年,不在解限。”[[18]]敕文中諸色人均爲雜任,其中州縣倉督是並稱的,但是錄事一職則只單獨提到縣錄事而沒有包括州錄事,由此推測中、下州錄事可能已恢復爲品官。另外,《天聖令·賦役令》所載免課役的對象,包括兩京坊正,縣錄事,里正,州縣佐、史、倉史、市史,外監錄事、府、史”[[19]]等,也是單獨提到縣錄事而沒有提到州錄事。可見州錄事在令文制定發布時當屬流內官。

  綜上所論,中、下州錄事在開元年間某一段時期曾一度爲非品官,但很快又重新恢復,可以説其大部分情况下仍屬流內官而非雜任,所以下文將不把州錄事包括在雜任範圍內予以討論。

  除州錄事外,上州市令、京縣錄事亦屬流內官而非雜任,其成爲流內官由吏部選任在垂拱年間。《唐會要》載垂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云:“三輔及四大都督,並衝要當路,及四萬戶以上州市令,並長安等六縣錄事,並宜省補充。”[[20]]同書卷八十六《市》亦載垂拱二年十二月敕:“三輔及四大都督,並衝要當路,及四萬戶以上州縣令,並赤縣錄事,並宜省補。”[[21]]垂拱二年敕文中所説的縣令,從內容上推斷,是市令之誤。兩條敕文其實是同一條,但時間不知爲垂拱二年還是三年。又,《唐會要》記載:“(垂拱)三年二月,上州置市令。”[[22]]而《新唐書》則記:“貞觀十七年廢市令。垂拱元年複置。”[[23]]以上材料互相矛盾,綜合分析比較合理的解釋應是,市令一職貞觀時罷廢,垂拱元年複置。至垂拱三年四萬戶以上州市令改爲吏部選任。垂拱三年二月上州置市令的記載,很可能是上州市令改爲省補的誤記。另外,按顯慶元年三萬戶以上即上州的規定,這時所說的四萬戶以上州,只是上州的一部分。開元十八年定州縣等第,四萬戶以上爲上州[[24]],上州市令才全部成爲流內官。《唐六典》和《通典》均直接記上州市令爲從九品上階[[25]],是開元十八年定四萬戶以上爲上州之後的制度。

  唐朝京縣前後有變化,《唐六典》記載:“隋初,兩京置四縣,增秩爲正五品,皇朝因之而不改。天后時,東都又置來庭、永昌二縣,以太原爲北都,尋亦罷。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晋陽、太原爲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同京縣。”[[26]]敕文中所說長安等六縣,應爲長安、萬年、洛陽、河南、來庭、永昌六縣。《唐六典》和《通典》均記京縣錄事爲從九品下階[[27]],證明其確實在垂拱之後成爲流內官。《太平廣記》載:“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于吏部參選,請授萬年錄事。”[[28]]可見在開元年間屬于京縣的萬年縣的錄事,是由吏部選任的。因此,垂拱年間之後,雜任亦不包括上州市令(開元十八年以前則是四萬戶以上州的市令)和京縣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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