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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习俗规则到道德主体的确立,庄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立场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8
 
 

             刘飞

摘要:庄子与苏格拉底相似的道德生活姿态背后隐藏着相似的道德哲学立场。他们的道德哲学思考都是从刻揭露和批判相对主义道德开始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许多人把基于个体性原则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规范当作道德的原则,而没有找到超越个体原则之上的普遍、永恒的道德法则。他们认为真正的道德原则首先是自然宇宙的存在原则。它是自然的法则,是所有事物存在的本体和根据,因而也是它们善——道德——的根据。对人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获得关于这个普遍的自然原则的知识,把人道德生活中的个体原则提升为与普遍原则完全一致的自我原则,成为一个绝对的道德主体。这时,行为主体所有的行为都将根据自我原则而获得绝对的道德意义。从而以一种超越性的道德主体论解决了道德中的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问题。

关键词:相对主义道德 绝对主义道德 个体原则 自然原则 自我原则


庄子与苏格拉底分别构成了中西伦理学史研究中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重要领域。但是学界却鲜有把他们的道德理论放到一起来进行对比和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通常认为两人的道德立场和道德观点实在相差太大,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庄子往往被看作在道德哲学上持有一种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立场、反对一切规范和道德、鼓吹一种非道德的生活;而苏格拉底则被认为是西方道德哲学的开创者,正是他把古希腊哲学从对自然的探索转移到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上,把有德性的生活看作是人的最好的生活。

那么,两人的道德理论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差距本身就构成了值得认真分析和比较的课题。而如果我们承认道德哲学的考量具有超历史、地域和文化界限的普遍性,则阻碍我们进行这个对比研究非但没有理由,反而会让我们丧失通过这个比较所可能获得的东西方道德哲学的共通性和特色性的收获。

我们试图比较两人道德理论的第三个理由还在于,庄子和苏格拉底都有极富特色的道德生活姿态——虽然通常被认为一个是反面的,一个是正面的——而他们的这种生活姿态又被通常公认为与他们的道德哲学立场和道德追求相一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思想史事件:原来苏格拉底竟然与持“非道德主义立场”的庄子一样曾经遭遇了最为严厉的道德指控——甚至比庄子还要严重得多。因为苏格拉底的结局竟是被雅典公民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给处以极刑的。而这两个罪名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个道德指控。一个毕生追求真道德,以道德生活为人最好、最应该过的生活的道德哲学家竟然被他的同胞以“反道德”之名处死!这显然为我们上述关于两人道德立场的乐观判断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如果庄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理论立场真有如此大的差异,他们两人又怎么会有如此相近的道德实践遭遇?在他们自我放逐[1]的行为背后是否暗藏着相似的思想逻辑?假如我们再进一步看到,在思想史上庄子和苏格拉底都是从怀疑、批判乃至否定当时人类现实存在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思想为基本出发点,进而追问并试图回答真实的道德到底是什么。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庄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立场和理论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差距那样大,甚至其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契合和一致。至少,有一点已经足够真实的显现出来了,那就是重勘庄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地图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种重勘以一种相互参照的方式也许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

一、庄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道德立场——反对相对主义的习俗道德

庄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思考是从揭示、批判当时道德理论和实践中的混乱和矛盾开始的,确定这一事实并不困难。困难是在于:他们基于什么原则和立场来批判当时存在的诸种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他们的批判又是指向何处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看清楚他们批判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他们所批判的道德观点本身是怎样的。

庄子和苏格拉底所生活的历史时期。正是人类生活经历巨大动荡和变革时候——人们旧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秩序和规范已经被打破;新的生活方式还处在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那么,人到底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应该如何行为、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就成为时代的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迫切需要得到解答。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人生做出合理的规划和设计,许多有着卓越才智的人都在殚精竭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思想学说;并逐渐汇集成了几个具有典型性理论体系的代表性思想流派。在庄子生活的时期以儒墨两家影响为最大[2];而苏格拉底则主要面对的是所谓智者派的思想观点。

这些理论观点和主张,表面上看起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其实在对于人生的基本问题上又存在着基本相同的立场,即都认为人的生活是一种有规定性要求(自身有着内在界线)的生活,人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规则来生活和行为[3]。相应地,人的生活和行为就必然有着好坏和是非之分。从道德哲学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他们都主张人必须要过有道德的生活,人必须是有“德”或有“德性”的。这个对于个人生活的规范性要求——当它落实到个人的时候就构成了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在中国主要表达为“义”的规范体系,而在古希腊则表达为“正义”的要求。“义者,宜也”,“义”即一个人所适宜的、应该做的;“正义”同样意味着一个人的“应当”,意味着一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界线”。在一个人应该行“义”,做其应该、应当做的事,做一个正义的人这一点上,儒家、墨家和智者派都持基本一致的看法。

但是,对于哪些是“应该”哪些又是“不应该”的,即“义”或“正义”要求的内容,人们的看法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了,提出了许多不尽相同的规范体系和价值标准。例如,儒家把“仁”确定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义”根源于“仁”,是“仁”的要求在人的生活和行为中的具体化,建立了一套“仁义”的道德标准。墨家则他们认为“义”是“兼爱”,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曹耀相指出:“墨子之所谓义者,何也?兼爱是也”(《墨子集诂·贵义第四十七》),据此,墨家提出了他们的一套规范体系和是非标准。而古希腊智者派的主流观点又认为,正义的规则都是人为制定的。那么当然,不同的城邦、不同的人所制定的规范是千差万别的。

这样,根据各家的道德理论,“道德”的含义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儒家那里,“道德”首先意味着“仁义”的要求,一个人如果是仁义的,他就是真正有“德”的;而到了墨家那里,道德却意味着以“兼爱”为核心的一系列要求,一个人如果像儒家那样“爱有差等”会被视为不道德,而要“兼爱天下”才是道德的。各家各派都以自己的主张为真实的道德,批评别人的学说观点,导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同”(《庄子·天下》)局面的产生。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道德”呢?

庄子和苏格拉底对这些道德理论揭示和批判的第一个指向就在于:这些道德理论只是罗列出了各自认可的道德规范要求和道德的行为表象,但都没有能够触及到道德的本质,告诉我们“道德”本身是什么,他们都把道德的规范要求等同于了道德。而这些规范要求是否是道德的本身还是不确定的。因为道德的要求并不等同于道德。苏格拉底反复向人们询问“德性是什么”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他说,他问的是德性本身是什么,而不是问德性有哪些要求和表现;他问的是德性的根据,而不是德性的内容;他问的是什么使得这样的行为是勇敢的、节制的,这样行为的人是有德性的,而不是问德性就是要做勇敢、有节制的事。因为这所有规范和要求,其是否是道德的规范和要求,需要由道德来评判。如果我们不知道道德本身是什么,我们就无法确定任何规范要求的道德价值。这样,正如庄子所说的,儒家有他们的一套是非标准,墨家又提出了另外一套是非,儒家墨家都以自己的是非标准去评判对方的是非标准,当然就会得出对方的是非不正确,自己的才正确的结论。但是,庄子指出,这样一种比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它们做为两套可能的道德规范方案——“是非”,没有把自身确定为道德判断标准去评判对方的合法性,因为它们自身的道德性本还是不确定的,还需要接受道德根据的检验和判断。

庄子和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道德理论首先需要关心的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要直抵道德之根据,询问道德本身、道德的原则是什么。儒墨以及智者派道德学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并没有找到确实的道德根据,就开始侈谈道德,把种种规范要求等同于道德。那么,这些没有可靠道德根据的道德规范,只能是各家各派、各个提倡者以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为基础来提出,只不过是主观认识的产物。

在庄子和苏格拉底看来,人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的一切缺点。苏格拉底举例说,譬如人们看起来西米亚比苏格拉底高,但是他又比斐多矮,那么他到底是高还是矮呢?庄子其书中对相对性的揭示更比比皆是,例如他在《齐物论》中说道: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泥鳅也会吗?人爬到高树上会感到害怕,猴子也会吗?这三者究竟谁更知道正确的住处呢?毛嫱、丽姬,人以为是美人,鱼见了却吓得躲进水底,鸟见了吓得高飞,麋鹿见了吓得赶快逃跑,那么,美不美究竟以哪一个——人、鱼、鸟、鹿——的尺度为衡量标准呢?

那么,立足于主观认识的道德显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所以苏格拉底在与他人进行道德讨论的时候,总是寻求揭露出各种常见的道德标准的相对和混乱。譬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正义就是“欠债还钱”,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武器归还给神经错乱的物主呢?又比如,如果勇敢就是在战斗中坚守自己的岗位,那么采用游击战术的战士算不算勇敢呢?所以庄子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庄子·齐物论》),这些所谓的仁义、是非都是自“我”的立场和视角出发的,这样当然会导致道德的“樊然殽乱”,面对这样的道德庄子说自己“吾恶能知其辩”,其实谁又可能为这种道德提供合理的辩护呢?

庄子和苏格拉底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当时种种道德规范和理论的相对性。在他们看来,这些道德规范方案,无论它们是由儒家或墨家,抑或智者、城邦中的强者制订安排的,还是已有的人类生活长期形成的习惯或惯例,都不过是一种人为主观的设定,本质上都是习俗性的道德规范,根据这些道德规范只能产生出习俗的道德,它们内在的具有无法克服的相对性。

庄子和苏格拉底批判当时流行的种种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的第二个指向就在于此:在最严厉地批判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拒斥所有的习俗主义道德规范论。

二、庄子和苏格拉底道德追索的目标——普遍的道德原则

庄子和苏格拉底揭露和批判当时存在的各种相对主义道德方案。他们认为,当时道德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人们在现实生活和行为中所面临的道德抉择的困难,根源就在于这个相对主义;要克服这个局面,就必须首先克服道德相对主义,发现绝对、普遍、永恒的道德原则,确立绝对的道德规范。因此,他们追求建立一种绝对主义的道德体系。

在明确了自己的道德哲学的理论目标后,庄子和苏格拉底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道德原则存在于何处,人能否以及该怎样去获取它。

在庄子和苏格拉底看来,这个绝对的道德原则必定不是人为的产物,不可能在人世事物中找到。它只能是超越于人为之上并且是所有人为设计安排的道德规范的最终参照和依据,是人世间一切道德的真正根据和来源,是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的绝对的标准和尺度,也是人生活所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最终的、绝对的道德理想。因此,这个最高最真的道德原则不是别的,乃是一个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它是绝对的道德,纯粹的善。这个道德本体的存在不依赖于人,是独立和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庄子把这个道德原则称作“道”,苏格拉底则把它称作是“善本身”、“善型”或“善理念”。

这个道德本体之所以能够成其为道德的根据,是因为它首先是整个自然、宇宙的根据,是所有存在物的根据。它不仅是人世间一切道德事物、道德价值的根源,而且首先是整个自然、宇宙的原则和精神。在他们看来,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和运行本身就是善,就是道德的,就是这个善的自然原则的展开和实现。人世间的善——道德事物,不过是整个自然之善的组成部分,植根于这个最高的道德原则,“分有”了这个本体的“善”。所以,庄子又把它称作是“自然之道”或“天道”(“天”即“自然”),在《庄子》的篇中有时他就直接以“自然”或“天”来代指这个“道”。柏拉图则把苏格拉底善理念作为人世间事物存在之根本这个思想详细地阐发了出来。

这样,庄子和苏格拉底就把存在论的意义赋予了道德,把道德原则看作从存在原则中演发出来的。庄子论证到,“道”作为存在原则是每个事物得以生成的根据,它赋予了每个事物自身的规定性——存在的方式、样态和规律。“道”所赋予每一事物存在的这所有这些规定就构成了每个事物自身的“然”,每个物就根据道成其“然”,道赋予了所有事物成其然的可能性——“可”,反过来讲,所有现实存在的事物既然能够存在就必然是有道所赋予的“可”和“然”,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齐物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然,因其“然”,而有这样存在的可能——“可”也。所有事物的道德价值——是非——就内在地蕴涵于“道”所赋予它自身的这个规定性——“然”之中。所谓“是非”就是事物的“然”在道德这个层面的表达。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然”,也就都有自己的“是非”——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对于它来讲,正面的道德价值就是符合、顺应自己的“是”,负面的道德价值就是违背、僭越了自己的是,进入自己所不是(不该是、不应是)——即“非”的领域。由于在存在论意义上,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存在,所以所有的“是非”其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别、从属之分,没有将一个“是非”置于另一个“是非”之上的合理基础。更重要的是,当把一个事物的是非移至去要求、判断另一物时,这就违背了那一物自身的“是非”,违背了它自身的存在的要求。这样就只会造成混乱、引发矛盾和冲突。所以,存在论的道德必然要求不能用一物、一己之“是非”去要求他物、他人。

所以,庄子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圣人和之以是非”(《庄子·齐物论》),让所有的是非和平相处,把所有事物的“是非”都看作是同一个道德价值层次上的东西,尊重、遵循每个事物自身的“是非”,不让任何“是非”僭越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庄子所谓“齐是非”。“齐是非”并不是要“混淆是非”,更不是“无是非”,不是说天地万物都无是无非,怎么都可以,怎么都行——若如此解读庄子,跟庄子之意简直是南辕北辙。庄子不是要摧毁所有的“是非”,恰恰相反,庄子是要维护所有的“是非”。

三、庄子和苏格拉底道德的完成——超越性道德自我的形成

物物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是非来存在,人当然就应该在人的是非规定中来生活。从类上讲,人不要把试图自己的是非强加给其他事物;从个人讲,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特殊存在,也就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是非强加给他人。那么,这不会导致绝对的个人主义么?每个人都只遵循自己的原则,人与人将如何沟通和相处呢?这不会导致人与人之间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吗?

庄子回答,绝对不会。因为每个事物自身的原则都是根源于那个最高的统一原则。这个自然原则把一切都安排到最适合、妥当的地步。因此,每个事物、每个人只要是按照这个原则安排给自己的“自然”——所谓“个体原则”——来存在、活动,他就不可能和其他任何事物发生任何的矛盾。因为这个原则是绝对、纯粹的善,所以它决不可能安排、产生出“恶”来,所以只要每个事物遵循自己的“自然”,它就会是道德的,不会有任何的“恶”出现。这样,在这个普遍的最高原则的立场上,所有的个体原则都被统一了起来,和谐共处。苏格拉底的基本看法与此也是几乎完全一致的。正如《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谋划的那样,自然已经安排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每个人只需要在城邦中做适合自己天性的事,不干涉他人,人与人就不会有矛盾,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人,这个城邦就是正义的城邦,不会有“非正义”存在。

应该说,庄子与苏格拉底提供的这个道德哲学论证是相当巧妙的,它试图在自己的体系内解决所有严重的不自洽之处。首先,立足于存在论意义上的普遍道德原则,即可以说明道德的来源,现实中的“不道德”或“恶”同样得到了解释——现实中的“恶”就是由于有的事物僭越了自己的自然规定;对于人来讲,是由于人没有认识、遵循自己的自然规定,而从自己的主观立场和认识出发,人为地违背、破坏了自然的原则。因此,庄子反复揭露和批判人为对自然的戕害,似乎要反对所有人为的东西。但是,庄子所反对的人为,反对的是人们违背、破坏自然原则的任意妄为——他通常是在这个意义来使用“人为”。因此他不是说人不要有任何活动、行为,而是说人的行为应该服从、顺应自然原则,严格地按照自然原则的要求生活和行为,达到个体行为与普遍自然原则的完全统一。这就解决了其理论可能存在的第二个难点。第三,既然人应该按照普遍的自然原则来生活和行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德性”,其立足点就在于此——人要成为道德的,就必须认识这个既是存在的本体,又是道德的本体,获得关于它的知识(这个“道德知识”显然与现代伦理学的“道德知识”有较大的不同之处了)。对于如何获得这个“道”或“本体”的知识,庄子和苏格拉底为我们提供的方法不尽相同——庄子提出“心斋”、“坐忘”等等;苏格拉底则运用辩证法、回忆等等。但这些方法又有一致的立场,因为就像我们上面说的,这个“自然之道”或那个本体赋予了我们自身的原则——我们的本性、自然,因此在我们自身中就隐藏着关于它的知识。重要的是,我们要革除一切人为的东西,返身内求。要摆脱一切外在、人为的东西,而要把灵魂转向,转到自己身内,到自己身内去找到这个知识。当一个人获知了这个“道”或“本体”的知识后,他就成为一个绝对的道德主体,他按照自然的原则来生活和行为,这样他每行每事都会“莫不中道”。他将获得绝对的道德自由,所有的行为都将畅通无阻,所有事物都不会对他构成障碍或对立面。对这样的人——庄子所谓真人、至人、圣人——任何他自身之外的事物、人为的东西都对他不构成任何问题,能对他产生任何的影响或伤害。所以,庄子说他将“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庄子·齐物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 (《庄子·大宗师》))。而苏格拉底能够轻松面对雅典人施以的极刑,慷慨赴死,原因也正在于此。

最后,这个获得了“道”,拥有了道德本体的知识的人,其个体原则与自然的道德原则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这时他服从自己的原则也就是服从自然的道德原则,因此,他将只听从自己内心的指示和召唤(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的听从自己心中的“神”的声音),而抛却任何外界人为的规范与要求——这就是庄子与苏格拉底的生活姿态显得如此突兀,与世俗所不容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只要是出于他自我原则的行为,都将因与自然的道德原则的完全契合而获得绝对的道德意义,而出于自身外部原因的行为则因与自然原则的背离将绝对地沦为“非道德”。

然而,这个“唯我是从”的道德主体却不会陷入其他道德理论中的个体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泥淖。因为这个绝对的“自我原则”是实现了与自然的道德原则统一的原则。所以,它根本不同于个体原则,个体原则是完全没有普遍道德原则根据上的个人主观的任意设定,这个自我原则是内涵着超越个体性的普遍性原则。儒家、墨家、智者的道德在庄子和苏格拉底看来,所依据正是这样一种个体原则,因而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人为之德。

这也就是庄子和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真正高明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个体原则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可能的不统一之处,并还试图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调和起来,而不像儒家、墨家或智者那样偏执到无“根”的个体原则之上。当然,这也将使他们的道德理论面临对独断论式道德形而上学的全部指控。

 

注释:

[1] 后世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与庄子的自行“隐世”一样,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与其说是被雅典公民判予的,还不如说很大层面上是他故意向雅典人“争取”来的。因为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对雅典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时甚至故意用犀利的言辞去激怒他们。正是由于他的发言,使得法庭在对他的第二轮投票中,要求判处他死刑的人数竟然大大超过了第一轮。

[2] 学界一般认为在春秋战果时期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为最大。而在庄子生活的时候,在人们思想上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儒墨两家,因此庄子诸多的谈论也是针对儒墨两家。法家这个时候主要是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而作为系统的思想理论则要等到战果末期的韩非子才得以提出。但是,庄子虽然没有直接对法家发表意见,从庄子的理论观点中,我们不难推测出他对法家可能的批评意见。

[3] 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不难认识到人的生活是需要有规范和秩序的,个人需要遵守一个的生活、行为规则。否则,如果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则必然陷入相互戕害,混乱的生活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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