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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如何认识人类
文章来源: [作者:徐平]  发布时间:2013-03-19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者的任务,说到底都是如何面对人类自己的问题。我们所谓的研究,无非是一个如何认识和不断加深认识人类社会的过程。我们可以固执已见地强调,这几个学科是如何的不同——他们的学科源流、理论方法、目的任务等等有着多么大的区别,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功能是一致的,即注重从整体上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这几个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而从海外漂来的舶来学科,在中国的学科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一直都是相生相成,高度交融。特别是在认识人类社会的方法上,都格外强调“调查研究”。无论称之为社会调查、民族调查、民俗调查还是田野调查,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解析是其共同的特征。因而,笔者所说的人类学者,是一种泛指的概念。无论我们个人把自己定位于文化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民俗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有必要认真检讨一下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功。

  回顾我自己近二十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感受可谓一言难尽,最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社会调查研究是一件“苦中求乐”的事业。社会调查研究本身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哪一位严肃学者的成果,不是用艰难和毅力写成的,李安宅、于式玉的藏区调查,林耀华的大凉山研究,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都是人所共知的实例。我自己1999年的西藏阿里楚鲁松杰调查,也许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经历。而且,社会调查研究甚至包含着很大的生命和政治风险,三十年代费孝通、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一死一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几个学科最早被打上“资产阶级”的印记,受伤害的学人更不是少数。

  尽管如此,这几个学科却有着非凡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又主要表现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正确认识社会并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要努力遵从的法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比其他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表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全面的科学性。毛泽东同志早年对湖南、江西农村的社会调查,如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不朽的社会调查研究范本,也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经典语言,让人们广泛认同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意义。

  同样,科学地认识社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掀起的是真理问题讨论,实质上是发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同志当时就指出:社会学要补课,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恢复和发展,直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补课”要求后面,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调查研究,需要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解答。“实事求是”一直是我们党倡导的基本认知方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更成为一面光辉的旗帜,甚至可以说这四个字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人类学工作者,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树立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扎根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上的时髦理论出发,去套用、演绎、推理、构建所谓的“理论”。否则,我们千辛万苦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再时髦的“理论”,也至多是学者自己和自己玩的游戏,社会和大众不会理睬,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贡献。

  第二,要有过硬的学德。学德包含了学术作风和职业道德两个方面的含义,是我们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修养。学德非常重要,是我们研究理念的体现,表明的是我们的学术境界,是成为艺人还是匠人的分界线。最基本的学德要求,要有一颗美美与共、兼善天下的人性取向,具有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责任心。费孝通先生在九十岁生日时,将自己一生总结为“志在富民”,就是这种学德的具体体现。有了良好的学术作风和基本的职业道德修养,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吃苦耐劳精神、联系群众的作风、克服困难追求真理的勇气,才有了真正的附着点。否则,所有美好的愿望和雄心大志,只会停留在口头上,不容易落实到行动上,也就很难体现在成果上。

  第三,良好的理论修养是调查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的深入需要人生阅历和经验的储蓄。古今中外的经典理论,都是在某个方面对人类社会正确认识的理论结晶,我们首先要站在前人肩膀上才能超越前人,读书就显得特别重要,这是个学无止境的过程,要树立不断学习的信念。社会调查研究作为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人生体验过程,任何人都没有妄自尊大或者妄自菲薄的理由,正确的态度是永远把自己当作小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是人们老生常谈但又经常不以为然的问题,就我自己的经验看,无论对我们的调查还是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具体社会上的重大指导意义,最起码我们无法回避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这样的基本认知规律,毛泽东同志通俗地总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事实上我们所从事的社会调查研究过程,无非是对这一基本认知规律的运用和实践而已。

  第四,敏锐的观察能力,是一名成功的人类学者的基本功。我们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无论强调自己的学科多么特殊,方法如何先进,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总是第一位的基本修养,参与观察法也一直是难以替代的基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因而,培养敏锐的观察问题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中,观察和思考问题,应该从身边做起。老百姓常说的“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色”,就包含着很深的人类学道理,许多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科班出身的人,在观察分析问题上未必比得上一位普通老百姓。在做具体的社会调查研究时,首先要注意“听话听音”,从对方的语言表述中听出暗含其中的情绪、感情和社会关系;其次是注意观察对方的形体动作,真正的交流许多是由身体语言表达的;第三要注意人与人、家与家、村与村之间的空间关系,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无不落在具体的空间分布上;第四要学会在具体的社会调查中,敏锐发现人类在社会关系上的物质“载体”,比如住房、服饰、饮食等现象后面,就表达着人们的社会关系。

  第五,树立平民意识,力诫主观主义,真正深入实际。我们的许多调查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受重视,甚至闹出笑话,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存在几大误区:首先是缺少真正的平等意识,尽管在口头上我们一直在鼓吹自由平等,在思想深处可能多少还是自认为高人一等,有一种精神贵族的自我优越感,在社会调查研究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克服这种潜意识的东西,肯定会难以和调查对象在感情上沟通,如果对方在感情上不接纳你,实话又从何说起?第二,在不平等意识的指导下,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缺少平民作风,特别是比之特权者和富有者,经常感到愤愤不平。如果不把自己当作普通老百姓,又如何体会占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利益和感情?没有利益和感情的认同,就很难真正表达出调查对象的感受和需求,研究成果也就很难在社会中产生共鸣;第三是容易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一方面是因为走不出所学的“理论”,为理论所累,用书上的死东西套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免不了要出错;另一方面是生活经验和阅历不足,加上调查研究不深入,对所研究的对象一知半解,就急于下结论出成果。第四是缺少换位思考能力,也就是费孝通先生经常强调的“推已及人”的能力。不顾对方的需求和情感,只强调自己要怎么样,别说社会调查研究做不好,即使在现实的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障碍。最常见的就是调查研究成果,往往得不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认同,学术部门和政府部门需求更是经常脱节。

  第六,根据调查研究工作需要,灵活和综合地运用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各个学科都有自己推崇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各种方法不用置疑都具有自己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但一个学者如果抱残守缺,只坚守某一种方法,肯定会带来较大的局限性。因而,根据不同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就成为基本的原则。我们常用的方法,归纳起来,无非是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座谈会、问卷调查;从资料收集的角度说,既要注意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又要注意现实的政府和民间资料收集,特别是官方统计数据、政策文件、地方志、家庭记账本等等材料要格外留意。从整体的调查研究方法上说,三十年代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主张将各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运用。直到现在,应当说这种观点仍旧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我自己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一直注意运用社区调查研究方法,并且逐渐加入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力求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以上只是总结自己二十多年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工作经验,有感而发,谈几点不太成熟的想法,主要是针对自己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对他人未必实用,谨供大家批评指正。归纳起来,想说的就四句话:一是树立人本主义思想,二是推崇实事求是精神,三是多少要有些社会责任感,四是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有了这几点,虽然我们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多少财富和荣誉——因为人类学本身就是条清苦而且寂寞的道路,但起码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一名人类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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