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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部《劝学篇》看中日近代文化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27
 

刘 悦 斌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要: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部《劝学篇》,二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是要为两国的文化发展规定方向,但是二者的旨趣并不相同:张之洞《劝学篇》意在批驳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主张,因而坚决反对“兴民权”,反对自由独立;福泽谕吉则是要培养新的现代国民精神,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人民的权利。二者都对本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福泽谕吉,《劝学篇》,比较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有交往。事实上,日本的文化主要来自于中国。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际,中国和日本也处于大体相同的境地:都是落后的、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国家,都面临抵御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进行近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始了近代化的行程,这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是在近代化进程中,中国落在了日本的后面。1895年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政治上的破产,也同时宣告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此后,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继续蹒跚前行,而日本却一路凯歌猛进,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并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侵略中国的最主要也最凶狠的国家。分析中日两国一败一成的原因,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角度,其中对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换句话说,对本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做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本文选取在两国文化发展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及其同名的两本书——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做一比较,以见一斑。

 

(一)

 

张之洞《劝学篇》分为“内篇”9篇,“外篇”15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1]

内篇第一篇“同心”是“内篇”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劝学篇》全书的核心,号召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同心保国、保种、保教(孔孟圣教),为此就要忠于清政府(“教忠第二”),坚持纲常名教(“明纲第三”),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知类第四”),要以儒家经典为宗(“宗经第五”),反对兴民权(“正权第六”),要先习中学再有选择地习西学(“循序第七”),要掌握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守约第八”),禁止吸食鸦片(“去毒第九”)。[]

“外篇”讲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包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益智第一”),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游学第二”),开办新式学校,兴办新式教育(“设学第三”、“学制第四”), 翻译介绍西学著作(“广译第五”),提倡开设报馆议论时政(“阅报第六”),主张变法(“变法第七”)、变革科举考试(“变科举第八”),提倡农业科学种田、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制订商业法规(“农工商学第九”),采纳西方军制、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制度(“兵学第十”),讲求开矿、铁路(“矿学第十一”、“铁路第十二”),西方新法均可于中国古典中见其义,可以采纳(“会通第十三”),公法不可尽信,武备不可稍弛(“非弭兵第十四”),反对攻击西方来的天主教、基督教(“非攻教第十五”)。

由以上内容,可见内篇主要讲端正思想,外篇主要讲向西方学习,通篇阐述的正是该书的主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福泽谕吉《劝学篇》[2] 17篇,是陆续写成发表的,其实是个文集,每篇内容不同,各有侧重,间有重复者。各篇讨论的主题如下:

第一篇没有标题,据该篇后记,题名是“学问的旨趣”,可以看作全书的主旨,指出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又有贤愚穷富之别,“是由于学与不学造成的”(第2页),所以要“劝学”,号召人们“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第3页),以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以下各篇分别论人与人平等,国与国平等,人人独立与国家独立的关系,学者的职分,尊重国法,国民的职责,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学问的两种旨趣(为一人一家和为社会),名分产生伪君子,提倡演说,人的品行必须高尚,怨尤之害,内心的检查,怀疑事物与决定取舍,保持本身的独立,思想和行动一致等。贯穿通篇的主旨是号召日本人民学习科学文化,追求真理,发扬独立精神,提高个人素质。

福泽谕吉并没有像张之洞那样,把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各取所需,而是直接告诉日本人民,一个文明的现代人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去做一个现代的日本国民。

 

(二)

 

从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两部《劝学篇》的内容看,他们都是在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设计方案,但是旨趣和方向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二人撰著《劝学篇》的目的有所不同。

应该说,不论是张之洞还是福泽谕吉,他们撰著《劝学篇》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独立和富强,都是要为本国人民塑造一种新的文化,但是,考察他们撰著《劝学篇》的初衷,却并不相同。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底至闰三月初,正是戊戌维新运动走向高涨之际。后来他追述当时写作的动因时说:“自乙末(1895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既不赞成守旧派的主张,也不赞成康有为维新派(所谓“佥壬”)的主张,用他的话说就是: “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第9706页)表面看,张之洞是要调和新旧,但这时他显然主要是针对维新派的,他著《劝学篇》的目的是驳斥维新派的所谓“邪说”。

与张之洞不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一开始并不是有计划地撰写的。他1871年撰写了第一篇《学问的旨趣》,装订成册供同乡的旧友阅读,受到人们的喜爱,于是印刷出版,并应人们的要求,一篇一篇写下去,写一篇发表一篇,最终形成了看似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是却主题突出的一本文集。在这些文章中,福泽谕吉以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为武器,揭露和鞭挞了日本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对人的独立人格的摧残、对人的聪明才智的禁锢,教导日本人民要努力改变封建专制统治下所养成的种种不良习惯,追求平等和自由,真正具备一个现代人所应具有的风貌,并为国家的独立、平等和自由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自己说“书中各项内容是从西洋书籍直译或意译出来的,具体地或抽象地列举了一般人们应当体会的事项,指出了学问的主要目的。”(第9页)换句话说,他是要按照西方的理念和精神来改造日本人民,以培养新的国民。

第二,二人为各自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定位不同。

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角度来看,张之洞和福泽谕吉都是在为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定位,都是要在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严酷现实面前规定本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是,二人撰著《劝学篇》的目的不同,势必带来文化发展取向的不同。

毋庸置疑,二人都承认西方文化有长处,也都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的优长。但是,对于本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对于西方文化的精华的认识,二人却有所不同。

张之洞是著名的“中体西用”论者,在他这里,“中学”与“西学”作用是不同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第9767页),“中学”是根本的东西,必须坚守,“西学”处于从属地位,是为维护“中学”服务的,因此,“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第9725页)“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是,一定要有深厚的“中学”学养,以之端正思想,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然后才可以言西学,否则,“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第9724页)而“中学”的核心价值观,在张之洞看来,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尊卑分明、贵贱有序的纲常名教,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第9715页)

不可否认,张之洞是洋务派大员中思想比较先进的,他对“西学”的论述是最充分的。他把西学分为“西政” 和“西艺”,前者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财政)、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属于制度层面的一般性制度,后者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属于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张之洞把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扩张到了制度层面的一般性制度(不是根本性的政治制度,这正是他的局限),并且明确指出,制度上的变革更为重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第9705页),“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第9740页),这是洋务思想的最大限度,从向西方学习方面来说,他无疑是站在洋务派的前列的。[4]

 福泽谕吉则是著名的“脱亚论”者,“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一是主张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宰割中国和朝鲜,一是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不仅包括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般性制度,还包括了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以及最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甚至主要是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他是明六社的主要成员,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干将,推动了日本君主立宪制度的建立。他力主首先实现人的精神的近代化,在他看来,“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5] “内在的文明”即是人的思想观念,“变革人心”即是变革人的思想观念,转变人民的“风气”。从《劝学篇》各篇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福泽谕吉谆谆言之的就是要改变日本人民的思想观念,培养新的日本国民(而非臣民)。他并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给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个定位,而是直接把西方文化拿来,以西方文化为标杆,塑造新的现代国民精神。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最显著的不同是在对待西方的政治文化上,主要是对待“民权”的态度上。福泽谕吉孜孜以求的是在日本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真正拥有权利。在《劝学篇》中,他反复强调的就是人民的权利。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第2页)之后又说:“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相互平等的原则,这是人类世界最要紧的事情。”(第12页)“凡名为人,无论贫富强弱,又无论人民或政府,在权利上都是没有差别的。”(第13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第11页)因此,“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第39页),政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第12页),人民不需要感激政府。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都有自主之权,“言论应听其自由,活动应听其自由”(第77页)。

而在张之洞那里,情形却完全相反,他恰恰是反对人人平等和人民的权利。在他的《劝学篇》里,我们读到的是这样的句子:“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第9715页)“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第9721页)“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第9722页)在他看来,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他不顾清政府残民以逞的事实,罗列它的多项所谓“仁政”,并以西方的所谓弊端作对比,说“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申,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第9714页),要人们对清朝皇帝和清政府感恩戴德,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拥护清王朝的统治。他甚至曲解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力证明西方也有“三纲”(第97159716页)。至于人人自由独立,他认为这是“怪妄”:“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第9722页)他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自主”的含义,说:“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谓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第97229723页)

可见,二人要塑造的价值观不同:福泽谕吉是要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独立,人人得以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价值观,张之洞则是要维护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的价值观。在张之洞眼里,只有“臣民”而无“公民”,只有朝廷而无个人,在福泽谕吉眼里则既有国家也有个人,他是要肃清日本人的“臣民”心理,树立“公民”意识。我们知道,人的解放和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前提,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不可能建设高度文明的国家。福泽谕吉认识到了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的重要性,而张之洞没有认识到,不但没有认识到,还极力反对。

也就是说,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程度上有重大的不同:张之洞只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部分制度文明,而福泽谕吉则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特别主张从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着手。当然福泽谕吉也不是主张不问精华和糟粕而盲目地模仿西方的一切。程度上的不同反映了实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发展道路的不同和结果的不同。福泽谕吉《劝学篇》写于18711876年间,张之洞《劝学篇》写于1898年,后者比前者晚了20多年,按理说应该与时俱进,后来居上,但事实却是相反,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张之洞也承认日本学习西方比中国学得好,所以主张留学日本,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除了路近省费、文字接近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第9738页)。但是,他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日本学西方比中国学得好是好在什么地方,这不仅是张之洞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第三,影响不同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两部《劝学篇》都在各自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取向,结果也自然不同。

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好评。此书完成后,即被上呈给光绪皇帝,光绪帝“详加披览”后,称赞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广为刊刻,“实力教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6] 此后,《劝学篇》随着专制皇权的雷霆万钧之力,迅速传遍全国,信从者众,影响广泛且深远,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领域,在对待中西方文化上,长期胶着于“体”“用”二者的纠纷上。虽然我们不能断言从“体”“用”上讨论中西文化和中国新文化建设就一定不好,但是,至少,在张之洞《劝学篇》出笼后,同时期梁启超、严复等人宣传的民权学说、新民学说在当时还是受到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没有出现日本那样的自由民权运动。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第一篇发表后,受到同乡旧友的喜爱,于是他陆续一篇篇写出,写出一篇印刷一篇。据他在合订本《劝学篇》序中说,从1872年发表第一篇起,到他作序的1880年为止,发行总数约有70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20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假定第一篇的正版和盗版以22万册计,以之与日本当时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160个日本人中就“必有一人读过此书”,如果再考虑到幼童等不能阅读的人群,则此书在日本社会上其读者之众多可以说是惊人的。福泽谕吉在日本的影响至为广泛而深远,被看做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日本人今天的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间、重信用、讲礼节等优点,不能说与福泽谕吉的教导没有关系。今天日元最大币值一万日元上印的是福泽谕吉的头像,正说明了他在日本的影响和日本人对他尊崇。

 

(三)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二人之间之所以有如许大的不同,原因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张之洞是政府高官,福泽谕吉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二人的立场不同,而存在决定意识,张之洞的存在决定了他必然要极力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以三纲为核心价值的纲常名教。福泽谕吉本来也可做官,但是他却选择了做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用于思想启蒙工作,通过教育(他创办有庆应义塾,即今庆应大学)和著述、演说来宣传大众,培养新的国民,并规定学者的使命是“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不要依赖他人。如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单人匹马,也要养成担负国家兴亡重责的气魄,以献身于时代。”(第58页)

张之洞饱受中国传统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终其一生,张之洞没有出过国,没有亲眼目睹过西方文明,这限制了他的眼界。尽管他知道光靠中国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但他始终难以割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恋情怀,他之所以主张引进西方先进事物,根本的目标就是维护纲常名教。福泽谕吉则在2634岁之间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亲眼目睹了欧美国家资本主义文明的船坚炮利、国富兵强、工商繁荣和文明良善的政情民俗,眼界大开,对照之下,自然要反思日本(也包括中国和朝鲜)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首先在精神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对策,占领了建设新文化的制高点。

客观上,两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处于文明的高端,逐渐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或称汉文化圈),由此形成了支配中国人心理的文化中心主义,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开化的、野蛮的、落后的,是戎蛮夷狄,所以强调“夷夏之辨”,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用夷变夏”就是卖国。特别是清朝是由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清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极力吸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入关之后迅速汉化,加上康雍乾盛世的出现,使得清朝中后期中国人的守旧心理变得十分浓重。日本则不同,日本有学习引进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的文化相当一部分是学自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广泛学习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儒学、艺术、佛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甚至采用了汉字。到近代,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衰微,遂转而向西方学习。在这方面,日本人没有心理负担,不但开明的领导人很积极,一般老百姓也没有抵抗,而是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7]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包括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在内的两个国家的人民的影响显然不可低估。

 



作者简介:刘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历史学博士,100091



[1] 张之洞:《<劝学篇>序》,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4页。本文凡引用张之洞《劝学篇》均据该书,不再注出,只在正文内注出页码。

[2] 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10月修订第二版。本文凡引用福泽谕吉《劝学篇》均据该书,不再注出,只在正文内注出页码。

[3] 《抱冰堂弟子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21页。

[4] 就对维新派和戊戌变法运动的态度说,李鸿章比张之洞更为开明,他曾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承认自己是“康党”,对康有为、梁启超颇为推许,戊戌政变后在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太后临朝,诛遣十数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但是李鸿章对其思想没有进行像张之洞这样理论上的系统归纳。

[5]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200710月第8次印刷,第1214页。

[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4142页。

[7]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The Differ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Choice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An Analysis of two Books Named Encouraging Learning

Abstact: There were two books with the same name Encouraging Learning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author is Zhang Zhidong and the Japanese is Fukuzawa Yukichi. Both propose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tried to map ou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their own country, but there we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Zhang Zhidong's purpose was to veto Kang Youwei, hence setting himself against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ukuzawa Yukichi's purpose is on the contrary. Based on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natural rights and social contract, he highlighted the civil rights with the aim to cultivate modern national spirit. Both had great influence in their own country.

Key words: Zhang Zhidong; Fukuzawa Yukichi; Encouraging Learning; comparison

 

                                          刊于《学术界》2011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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