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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探寻“中国道路”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2
 
  “中国模式”已成热门话题,而且是国际话题。主要起因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国人也津津乐道。不少经济界专家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颇有启发,不过我还想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述。
  我认为,“中国模式”之说恐怕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
  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自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历史反其道而行
  分析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搞清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首先,中国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继续,还是反其道而行的结果?
  肯定“中国模式”者认为前30年成就很大,后30年是此前基础上的修补发展;反对者认为前30年基本上是“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加高度集权,外加中国特殊的闭关锁国和自己创造的各种“运动”折腾,即使在较好的年月也没有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弄得国库空虚、全民皆穷,经济濒于崩溃。如果没有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弦更张,不可能有今日成就。
  其次,这30多年来中国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是尚未根本改动的“举国体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优越性”的表现,还是打破枷锁逐步放开民营经济,部分实行市场化,把受压抑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走现代国家发展的共同道路的结果?
  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反而应退守甚至强化旧的体制。实际上旧体制也回不去了,只有巩固和加强有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奇迹”论者喜欢说,中国以3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道路,这是无视中国近代史的事实。中国的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走了170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辛勤耕耘逐步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不仅在物质领域有成就,而且在制度、文化、思想领域进行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30年前的再起步绝不是紧接中国的中古社会(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在此以前可算中古),而是至少继承了整个20世纪已取得的积极成果。
  回首当年,如果我们在60年前就遵循合乎客观规律的道路,现在理应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而不必付出巨大的“赶超”代价。
  建设与破坏交替循环的历史是中国的不幸。
  近代以来,中国时常在内忧外患中进两步、退一步,有时还大规模破坏、并大踏步倒退。
  远的不说,八年抗战打断和破坏了当时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紧接着多年内战,建设更无从谈起,到国民政府溃败时已是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退到谷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全国人民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迅速走出谷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有欣欣向荣之势。当时也有“奇迹”之称。
  但紧接着我们又走了许多弯路,生产力遭到破坏,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经济再次跌到谷底。
  最近30年的改革,是从“文革”后的极低基数出发,出现高增长率的数字,自不奇怪。但在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再维持这样高的增长率。
  何况,后30年改革与开放是分不开的。自国门大开以来,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许多壁垒已被打破,先进的发明创造可以现成地为我所用,省去了发明者艰苦探索的过程;繁荣的国际市场和高消费能力支撑了我们出口导向的经济。
  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才是这30年来中国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因。
  中国13亿人只要将原来被压抑的积极性释放出一部分,就可以产生可观的爆发力,如果称之为“奇迹”或“起飞”,也不是中国特有,许多后发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都有这一现象,这是遵循常规的结果。
  如何对现实国情做出评估。也有不同看法。是形势大好,还是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弊病也迅速滋生,腐败弥漫到各个领域,社会矛盾严重尖锐化已到警戒线边缘?
  如果承认现实存在严重问题,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场经济之过,还是改革不到位之过?政府应该继续退出市场还是进一步强化干预?是“国进民退”还是限制国家垄断资本,给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给公民以更多自由发展空间?总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现有的基本体制,还是做进一步的改变?
  不要只看表面赞扬
  对最近30年的中国变化,外国人有各种评论,并非都是赞扬。最极端的有“中国崩溃论”,还有相当多平实而深刻的分析批评,但我们选择性的宣扬往往给人以一边倒的错觉。当然,肯定“中国模式”论的确在国际上也相当流行。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为何来?
  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很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困难时期尤其如此。
  例如“一战”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就有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上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国一片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激励美国加紧发展航天事业;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特别是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
  此说最早起自长年在美国执教的英国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兴衰》,而最有危机感的是美国人自己。一时间研究日本优越性之著作成为显学,其中突出的有著名东亚学家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
  事实证明,“西方”既没有在“一战”后没落,美国实力也从未落后于苏联或日本。
  现在中国“崛起”之势令外界瞩目,而又适逢美欧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特别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感到被挑战甚至威胁,于是夸大中国力量,以激励本国人。
  奥巴马对美国教育不满,大讲中国教育如何优越,不久就要超过美国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学生的中国家长们有几人相信?
  再者,外国人只重视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和竞争力,而不会真正关心全体中国人的祸福,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也无切肤之痛。
  笔者十年前就曾与一位大力推崇中国快速发展的美国学者有过对话。我说:“你不能只看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国还有经济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和上亿的贫困人口。”他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东部发达地区3000万至5000万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这部分快速发展的实力已足以造成我们不能忽视的竞争力量。”我对此谈话印象深刻。
  站在外人的角度,他这样考虑问题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己呢?能置13亿人的福祉和长远的民族前途于不顾?即使单纯谈GDP,外人重视的是总量,而我们必须考虑人均水平。
  西方人重视人权,而且似乎常常要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但是他们关注的也只是精英层面的政治权利,而对于底层劳动者普遍的人权状况低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关心。
  而正是这一状况,部分地成就了中国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跨国资本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在国际气候会议上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增长“模式”造成严重水土污染、资源枯竭之祸国殃民、贻害子孙则不在他们关注之列,从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压力可见一斑。俗话说:“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为中国人,我们能随着外人对“中国模式”的赞扬而飘飘然吗?
  毋庸赘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论。还有不少国际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辞艰辛,为中国的环保、扶贫等等问题默默做出可贵的贡献。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属于对“中国模式”唱赞歌之列。
  地方竞争虚与实
  还有一种论点:中国中央集权正在变为地方分权,以后发展动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的竞争,犹如大企业间的竞争,达到繁荣和优化,从而可望走一条中国独特的前进道路。
  此说也来自海外,可能受美国联邦制的启发,但是恰好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几个根本概念需要弄清楚:
  一、竞争的胜负标准是什么?裁判是谁?企业的裁判是市场,最终是广大消费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必须得到消费者认可,所以才有“消费者是上帝”之说;竞技场上裁判有绝对权威,但必须遵循严格而尽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终的裁判还是广大观众。
  反观中国各级政府,在体制上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其辖区内的“子民”对“长官”并无任免权,甚至不能公开评判。其裁判是上一级长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竞相取悦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奖惩、升降、任免权的上级领导,而且游戏规则不透明,只有“潜规则”,其运作不受当地居民监督。
  二、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与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联系起来,或可不顾“一路哭”,只求一己迁升、一家兴旺、鸡犬升天。
  在百姓有充分发言权和监督权,且上下有通畅的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造福百姓与被上级认可的“政绩”也许可以一致起来,但是现在中国远不具备这种机制。
  所以“政绩”常常与百姓感受相脱离,也就是敢于为民请命,为百姓所拥戴的官员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宠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烧身。
  三、持“地方竞争”论者还忽视了一个他们所称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省级领导最终人事权在中央。这迥异于古代封建领地、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联邦制、20世纪初中国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实现的“联省自治”,甚至是军阀割据时的独立王国。
  不论现在地方长官有多大权力,可以如何对中央政策法令阳奉阴违,中央对地方的作为有时的确可能难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但其升迁终由上级决定。特别是现在异地为官,任期都不长,对本地并无企业主或封建领主那种主人翁感。他们成功的标准正在于快速升迁,如果持续多年留守一地,反被视为是失败的表现。
  所以不少官员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绩,或者利用手中权力及时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愿埋头于长期方能见效的建设。因而只见大小城市高楼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统鲜能得到修治。造成许多悲剧的“强拆”,也与在这种体制下的“竞赛”有关。即使有人下决心开启一项利民的长期事业,一旦工作调动,也往往人去政息。
  我无意指责今之个别地方官员,这主要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地方竞争恐怕很难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
  需要改革“举国体制”
  归根结底,涉及到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
  若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
  当前我们的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一些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体制分不开。
  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让财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13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处,只要前进不要倒退,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来源: 《财经》2011年第0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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