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文史部
首页 学部概况 机构人员 综合管理 主体教学 研究生教学 科研工作 学科建设 行政党务 文化生活
  科研工作
 · 最新动态
 · 科研管理
 · 科研组织
 · 科研项目
 · 科研成果
 · 科研奖励
 · 士志于道
 · 中国道路
 · 学术经纬
 · 文化书屋
 · 《文化评论》
 · 学术沙龙
 · 文化论坛
 
科研工作.jpg
 
 首页>>文史部外网>>科研工作>>中国道路
韩毓海: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2
 
  在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悲惨命运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举击溃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武力,欧文·拉铁摩尔说:“中国共产党先后把日本和美国军队当作了磨刀石,从而锻造出崭新的人民战争艺术,写下了人类战争史的新篇章。”
  20世纪初,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的国家,除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外,还包括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成人文盲率高达80%;在共产党刚刚接手的1950年代初,旧中国的工业能力不足欧洲小国比利时的一半。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强大百倍的对手,而它打败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对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则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非凡”、“异常”、“非常”和“反常”,黄仁宇用来描述他所谓“大历史”的这一连串关键词,其实只消用一个“共产党式”的词语来囊括就足够了,这个词就是:不断革命。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中国遭遇的发展难局与困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失落,更深刻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文明的深刻内在危机,我们就不能改革、不能前进、不能革命,就没有觉悟和自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为破解这个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1000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今天,我们也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10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日本的侵略。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落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没有政治。这就是说,国家没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学是不合格的,因此,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中培养出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而他所谓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国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好人”中剥离出来,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之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国此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无一例外地不能触动中国基层,尤其不能触动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财政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
  胥吏是从唐代的“役法”中演变而来的,按照役法,基层的事务是由人民轮流担任的,国家并不发给俸给,而唐中期以降,基层事务已由专任的事务员来把持,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而这种把持基层的事务员,也就是胥吏。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一部分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我们不去占领,土豪劣绅黑社会和会道门势力就会去占领。正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三门干部”的同时,必须反对“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风。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为戒。
  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中共诞生伊始,只不过是林立于现代中国的200多个政党当中的一个,而与近代中国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义、富国强兵”理念(据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报》相关报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诉诸的奋斗目标——以不懈的阶级革命最终消灭人类剥削制度,听起来似乎是太过遥远的理想。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科学和理性,并非认识活动的终结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认识活动的开始和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人类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知识和科学理论中来,即使这些知识与科学理论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空前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斗争,使得共产党人认识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转化的复杂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种本质化的知识来把握的,高速变革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不能用一种静态的科学理论来描述的,十几亿人参与其中的创造活动,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事先已经存在在那里——并为一种客观的理论所认识、预见的。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总体矛盾,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人认为:现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从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转化,即多元矛盾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才可能观察中国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主体和动力便是无产阶级,是单一的阶级主体,而中国人民民主的主体却是“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动态、互动的多元主体。
  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已经占了欧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新型民主,必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同样是1800年,无产阶级人口还占不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这样指出:如果说欧洲的情况是贫富分化,那么中国的情况却是普遍的贫穷,中国的中产者,其生活程度,还赶不上欧洲的无产阶级,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穷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旧的三民主义,这样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国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标,是改善最广大的平民的生活条件,而这就是他所谓“民生”,他还说,离开了改善民生,所谓的民权和民族主义,都必将在中国落空。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泊中重新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这样说:中国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最广大的平民和穷人的民主,因此,中国新民主的不竭的强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民主革命的主体,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是“人民大众”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一个“动态联合的主体”,或“多元的主体”,而不是单一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实践,超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民主理论。
  三、发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中华帝国称为“世界帝国”,他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而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就是汉文,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柄谷更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代的“国际法”理想。因为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其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而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的关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将中国世界观概括为“友善法权”,以区别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权”,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权”的基础上,方才能够实现一个“世界宪政”,柄谷的研究,是对康德论断的阐发。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个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即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货币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能源和技术不断进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创造性的社会,而且是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制”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它是对传统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天下“大一统”的和平、稳定模式的根本挑战和革命。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权”。
  历史的真实是:16世纪以来欧洲在资源上的危机促进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业革命,其在军事和安全上的危机促进了金融革命,而一个残酷竞争型的市民社会,则推动欧洲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帝国主义体制迈进。
  当今世界发展正面临着两个重要挑战:一个是能源的挑战(环境问题与能源问题息息相关),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7%以上,但每年的耗用煤炭量接近世界的四成;在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的同时,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则着力推动制订碳交易、碳关税等规则和准则,力图通过经营与金融债券相类似的“排放券”来剥削、压制发展中国家,以维持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竞争体制中,为了生存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据能量转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须掌握能量转换的主动权,而这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能够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时把转换中产生的无用的熵彻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统之外。而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被组织起来的,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之外,而这也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欧洲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所谓“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须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权”的意义,并且考虑如何在这种“友善法权”的基础上,去重建欧亚大陆之间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切断的有机联系。
  当然,欧洲的这种转变引起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极大不满,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欧洲人发明了强权政治,但是,现在却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义,可见欧洲正在背叛欧洲的传统,今天的欧洲已经沦为不分是非、不分敌我的软弱势力。”中国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根本不同是发展理念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主张和平、合作谋发展,而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却依然把当今世界理解为“美国的战利品”,不肯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国历来就有“华夏不治夷狄”的优良传统,中国从来没有想去改变美国,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奋斗,与其说是要改变美国,不如说是要改造自己,即通过改变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去超越现代世界旷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从经济上说,这就是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谋生存的“卖血”之路,走上依靠技术、资本和创新谋发展的健康之路,从社会上说,就是发展要以民生为本,惠及全中国、全世界的普通劳动者,从文化上说,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自信与自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来源: 《文化纵横》2011年8月刊 | 
 相关链接  
·冯兴元: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公共政策 2013-03-12
·甘阳: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 2013-03-12
·强世功: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 2013-03-12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2013-03-12
·资中筠:探寻“中国道路” 2013-03-12
·宣兴章: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2013-03-12
·60年前的“中国道路” 2013-03-12
人文学与博雅教育博客 哈佛大学 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洛杉矶时报
下载专区   电子邮件   联系我们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