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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公共政策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2
 
  摘要:中国经济成功是经济自由增进和经济运行环境较为稳定的结果。所谓的"中国模式"论总体上指涉通过维护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并结合以威权政治控制来推进经济增长。一国经济发展遵循“天下模式”,它包括两大部分的因素:一是经济自由的增进和维护;二是保障经济运行的稳定环境。在最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情况下,威权政府或者宪政自由体制均可以在实现以上两个因素方面发挥较好的作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的阶段,要实现较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则需要通过宪政自由体制来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外乎其中,因此不存在独立于此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中国模式,东亚模式,天下模式,发展道路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实施高达总额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全球经济几近哀鸿遍野之际,我国经济几乎一枝独秀,独领风骚。更有甚者,在历经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去年我国GDP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老牌“帝国”美国之后。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推崇“中国模式”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特殊论”此起彼伏,众多国人豪情满怀,踌躇满志,甚至不少人还开始唯我独尊,不可一世。
  所谓的“中国模式”论,最先由谁提出已经难以辨析。其说法与内涵也多种多样。总体上看,它涉及维护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同时结合以威权政治控制--这里不考虑着眼于描述中国经济结构特点的种种“中国模式”说。其实,如果这是模式的话,那它不过是早已耳熟能详的所谓“东亚模式”(Kuznets,1988)的一个翻版。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人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胜出,就意味着“中国特殊论”的胜利,以及威权主义的胜利。与此相应,西方的市场经济遵循一些普适价值和普适原则,并以宪政体制保驾护航,但经济表现今不如昔,风光不再。因此这些国人认为这种“西方模式”已成昔日黄花。
  这里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中国模式”是否代表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如果不存在,是否存在其他模式?这些模式是否代表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扼要澄清。
  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问题谈起
  我国30余年的改革历程总体上看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截止于2003年,它既是市场规则曲折建立的阶段,也是市场规则意识艰难形成的阶段。第二阶段适于2003年,至今仍在继续,它既是强调民生原则、不言市场规则的阶段,也是市场规则意识逐渐破坏的阶段。市场规则属于正式制度,市场规则意识则属于非正式制度。一般而言,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消亡之后,若要重新确立,则更费时日。一个平衡的做法本来可能是市场规则优先,民生原则兼顾。
  确实,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仍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距离市场经济,我们仍路途遥远。与上述第二阶段的发展一致,目前有二大发展势头令人担忧。
  第一个发展势头是福利国家化势头。2003年以来,我国一些政府官员和民众的福利国家心态以及行为变得严重。福利国家的一大问题是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个人从政府的所得严重脱离其对政府支付的“税价”。要想从一个准市场经济国家直接过渡到福利国家,且不论福利国家是否属于理想目标模式,我国似乎还缺乏承托高庞大福利开支的财富基础。而财富增长的来源在于解放各种生产力,其中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也包括在其背后的制度、技术等等。
  第二个发展势头是“国进民退”。近年来“国进民退”现象益发引入注目。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各界不满情绪剧增。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发生在多个行业:煤矿,钢铁,航空,化工,奶业,房地产,邮电业等等。在财政领域,“国进民退”体现在政府财政规模不断扩大,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此外,“国进民退”体现在对经济过程的干预总体上大大增加,其形式包括限价,限购,禁令,限制信贷,产业政策等等统制主义手段。
  中国经济成功的多元因素
  可以对中国发展道路作出如下总体认识:一是中国经济成功是经济自由增进的结果,二是经济赖以运行的环境较为稳定的结果。总体上看,可以说中国经济成功是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力量均发挥了作用。
  不过,有关中国经济成功的推手,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把它归因于威权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第二种看法把它归因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第三种看法则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者作用的组合。力挺“中国模式”论者,也支持第一种看法。
  我国经济成功的成因很多。首先存在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比如:文革之后政治、经济与社会系统亟待稳定与恢复,百姓面临生存压力,有利于决策者做出改革与发展的选择;毛泽东时代对“三线”的投资无意中导致了一种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呈现中央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M型结构,不同于苏联当时那种中央垂直管理的“U”型结构,我国的结构有利于在地方分权后发挥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除了人口流动管制之外,改革开放之后在社保、劳动力保护等领域未及管制。
  其次,我国政府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选择性和工具性的,但总体上是选择性地增进了经济自由,解放了生产力,多数改革政策的选取往往得益于各地许多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或者地方试验--这些自发行为或者地方实验往往先行发生,其后被中央政府承认并作为改革措施推开。改革之初,政府采纳最小阻力路线,接受和推广了最初自发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针对外来投资维护了外币的币值稳定,在1994年初取消外汇兑换券之后,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预算法》确保财政部门不能从中央银行透支,从而有助于物价和人民币币值稳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私人产权的最初兴起也是自发的,最初是非法的,是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增加,跟进需求而发展的,政府后来逐步肯定了私人产权,但迄今为止仍然只是从工具性的角度。价格双轨制也是自发产生的,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形下,正式承认和推行了价格双轨制,从而也引入了集体企业与民企的市场竞争。我国的地方分权无意间引入了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加上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挂钩程度高,地方政府有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激励。我国政府也为吸引外资选择性开放市场,还选择性地确保了内外经济政策的相对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契约自由和强化责任也相应逐步推行。
  再次,非正式制度总体上比较有利于经济发展。我国的“小传统”,也就是民间传统,对于商业活动不仅不排斥,而且较为重视,而我国的“大传统”,包括儒家文化,要求政府官员做“君子”,不经商,但不禁止民间商业活动。国人还有吃苦耐劳的传统和态度,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的佛教虽然重视后世的生活,但国人的信仰往往是混杂的,功利性的,比较重视现世的生活,即便重视后世,也不排除今生美好生活的追求。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官方意识形态的去魅化也在进行。这些都是有利的非正式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存续,但总体上是工具化的,对之有着真正信仰者较少。2003年以来,中国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进民退”),更多需要归结到特权利益集团的强势出现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的工具化利用。
  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奥秘:对竞争秩序的趋近
  我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奥秘,其实是在竞争性领域对一种标杆性竞争秩序的无意趋近。可以说,我国当前奉行的是一种有缺陷的、仅仅是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这里,可以把类似于德国早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秩序视为标杆性竞争秩序,这种竞争秩序为解放生产力、发挥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较好的空间。
  德国建立竞争秩序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就与其早期建立和维护一个较完全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有关。而且德国西部从建国一开始就强调维护私人产权。德国这一竞争秩序的理念源自弗莱堡学派的理念。而弗莱堡学派的思想是德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最重要思想来源。该经济体制的其他次要的思想来源为基督教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该学派代表人物欧肯(Eucken,1952)主张建立一个竞争秩序,认为它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它把竞争秩序成为“奥尔多秩序”(Ordo),看作为一种“符合事物本质的秩序”,是“有运作能力的、维护人的尊严的秩序”。欧肯提出了一组竞争秩序构成性的原则,包括;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
  早期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推行一种竞争秩序,普适性地尊奉上述原则。取得了经济奇迹。我国与之的差别在于,我国只是选择性地、一定程度上遵循这些原则,推行了一种病态的、残缺的竞争秩序。两者相同的是,都是增进和维护了经济自由,解放了生产力。
  "重庆模式"作为所谓“中国模式”的缩影?
  所有“中国模式”论的赞成者强调中国经济与政治系统转型的“独特性”。潘维(PanWei2007):“中国模式”由四大子系统组成,包括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独特的政府形式,独特的世界观。所有中国模式赞成者否认宪政,法治和民主的必要性,强调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重要性,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优于西方民主;中国的“特殊主义”或者“独特性”优于西方国家秉持的普适价值。
  有人提出,广东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也有人提出,重庆的发展可用“重庆模式”(崔之元,2011)来指称,可代表真正的“中国模式”,是“中国模式”的缩影。“重庆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基本上就是拥护和实践上文一些国内外人士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重庆市对经济主体提供的经济自由是选择性的。一般百姓享受的经济自由与其他地区不相上下,但是集中打压少数合法经营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并向特定的群体,比如特权阶层和台商提供特惠待遇,也就是选择性地提供更多的“经济自由”。重庆市“唱红”运动声势浩大,发起者,组织者与其他参与者的心理动机多种多样。但这种运动总体上反映了对“中国模式”以威权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支持和追捧。乘着“唱红”运动的东风,甚至一些主张回到“文革”年代的一些极左势力也跟着抬头。重庆市电视台不久前还高调存在的红色频道不允许插播任何商业广告。该市党政领导一度要大规模建设红色主题公园。与此相应,“重庆模式”的各种拥护者试图强化政府的威权控制,“唱红”,“打黑”,“李庄事件”,强迫当地大学生放弃农业户口,等等,都体现了威权政治特点。重庆市的这种威权政治在侵犯个人基本权利方面是无底限的。很多正当经营的私营企业主(如李俊案)在“打黑”中被“黑打”,个人与亲属身陷囹圄。一些谋杀案(如尼尔·海伍德案)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基本上就因为地方领导人的信息封锁不了了之。
  与此相对,也有很多人推崇“广东模式”,认为它总体上属于“市场模式”。有人把这种模式认定为“深圳模式”的扩展版,其特点为:“讲究效率,相对开放的市场,比较自由的经济,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于勤等,2011)。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威权体制与威权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其“市场取向”特征比较凸显,尽管大框架仍然是威权体制。广东南方系报刊是全国思想最开放的新闻平台。
  广东以政府放权和发育公民社会方向上的社会管理搞得如火如荼,民众获得了较大的自治管理空间,但是这一空间仍然被置于在政府威权体制之下,民众的结社自由有了很大的提升,走在全国的前列,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等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但是民间研究机构作为社会组织的直接注册登记仍然没有放行。重庆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重庆市几乎没有听说推行上述社会管理,主要推行的是类似于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广东的社会管理有着较大的顺应民意的成分。比如“乌坎事件”发生之后,广东省党政部门允许乌坎村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由此成功化解了政府与村民的严重对峙。按照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的话,党政部门所做的,就是依法办事。重庆的群众运动有着恩威并用和收买民心的成分,当地的低收入百姓获得很多财政转移支付,“打黑”也真正打掉了一部分不与政府官员贴心的黑社会,从而使得整体的社会治安显得更好,但同时也打压民营企业。重庆市对少数民企的选择性打压是在严控信息外露的情况下进行。重庆市造成在少数控制的威权体制下的“少数暴政”,其特点是少数特权人物“滚动式地”不断改变少数对象,对其基本权利加以剥夺。从更高的、更抽象的层面来看,这使得重庆市回归到一种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在其中存在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的少数,因而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但是这种不安全被“唱红打黑”和信息控制造成的歌舞升平和一片红所粉饰。这实际上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违背真实民意的极致表现。
  因此,可以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都属于所谓的“中国模式”,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市场“看不见的手”,但又不同程度地利用威权政府“看得见的手”。“广东模式”所代表的所谓"中国模式",在更大程度地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而“重庆模式”所代表的“中国模式”,更为强调威权政府的作用。两者实际上处于“中国模式”的两极:“广东模式”处于临界市场经济的一极,而“重庆模式”则处于统制经济的一极;“广东模式”中的威权政治已经开始更多顺应民意,“重庆模式”中的威权政治虽然也有顺应民意的成分,但更明显的是收买和操纵民意。
  广东和重庆的经济发展在现阶段还将持续。这在短时间内总体上应该问题不大。从经济成功成因及其深层因素的视角看,无论是“广东模式”,“重庆模式”,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质就是经济自由还维持在一定的高度。这些“模式”没有跳出上述决定经济成功的普适法则:那就是要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此外,这些“模式”也没有跳出有意无意遵循某种程度的竞争秩序及其构成性原则。因此,“中国特殊论”并无法立足。经济发展存在一些普适法则。若要经济发展,必然需要遵循这些法则,别无他路可走。是“天下模式”,而非“中国模式”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成功背后不是“中国模式”,而是类似于德国或者美国的“西方模式”,只不过是维护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为经济运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有意无意地趋近了德国弗莱堡学派所主张的“竞争秩序”,选择性地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竞争秩序的六大构成性原则。这也适用于所谓“中国模式”出台之前的所谓“东亚模式”。
  但是,话说回来,“西方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模式,在历史上,其演化过程也吸纳了其他国家的经验。经济成功的这些必要条件是人类所共需的,与东方、西方的地理或者文化划分没有关系。因为所谓“西方模式”背后是需要人类普遍遵循的“天下模式”。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天下模式”包括两大部分的因素:一是经济自由的增进和维护;二是保障经济运行的稳定环境。如果考虑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天下模式”还有一层意蕴,就是:在最初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情况下,威权政府或者宪政自由体制均可以在实现以上两个因素方面发挥较好的作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的阶段,要实现较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则更需要通过宪政自由体制来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这里点式经济体除外,比如单个企业,单个城市,或者单个城市国家。点式经济体容易实行家长制管理。管理得当则显成功,管理失当则告败绩。资源和区位占优势的点式经济体,很可能达到高人均收入,比如上海,广东,香港和新加坡都达到了高人均收入。
  在非点式经济体,虽然一个威权政府也不排除做到这一点,但必须体现为“仁慈专制者”(benevolent despot),而且需要“克己复礼”,做到选择维护高度经济自由的正确政策,但这种自我约束往往属于小概率事件,很难进一步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尤其是持续地维护高度经济自由,从而无以进一步解放和发挥生产力。
  在资源型国家,如俄罗斯和科威特,虽然会有经济增长,但是往往陷入“能源诅咒”的陷阱,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能源,其结果是经济发展不力。
  日本、韩国和台湾,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经济发展初期。在成熟期,这些经济体经济自由程度高企,宪政化也在推进。
  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也就是点式经济体。它可以像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一样管理。经济发展初期,李光耀的威权政治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济成功的因素符合我们上述“天下模式”第一阶段说。新加坡成为高人均收入国家,其成功与政府的作用分不开,其威权政治影响和尚不完善的宪政自由体制并存,不过虽然威权政治影响仍然存在,但已经日益让位于宪政自由体制,两者都体现了亲市场的特征,均有利于维护高度的经济自由(多年来新加坡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中名列第一或第二),也有利于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这种威权恰好是有利于经济自由的,其稳定性植根于李光耀作为资深政治家个人的“仁慈专制者”权威。李光耀百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威权将会被宪政体制完全取代。
  广东和重庆都有很大的农村腹地,均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它们与全国一样,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依靠由威权政府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提供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问题不大。但是,正如上述分析所示,要实现朝着高人均收入转型,继续低级阶段的经济和政治风格是远远不够的。
  展望:“中等收入陷阱”与公共政策转向
  未来中国若要实现高速增长,以使得中国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当下的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增进经济自由,并继续为经济运营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但是,未来的成功要求与改革三十年时完全不一样。过去三十余年,改革没有触及核心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可以借助威权政府一定程度上维护和增进经济自由,从而维护经济发展。在未来,核心经济领域的改革难以在现有政治法律体制下推进,反而“国进民退”问题严重。经济自由的继续增进与维护受到严峻考验。要把人均GDP明显提高已成无源之水,已属缘木求鱼。这就是说,我国很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ADB,2011;WorldBank,2012)。正如杨小凯和萨克斯曾经提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所做属于对西方的技术模仿,而下一步要实现宪政转轨。没有宪政转轨,经济自由就无以继续增进与维护,更谈不上政府对这种更高层面的经济自由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
  上述“天下模式”勾勒了经济发展的基因型(genotype)因素,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结合了其他因素之后呈现的表型(phenotype)。高人均GDP一般所需要的宪政自由体制这种基因型因素是我国所不具备的,也是需要补足的。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宪政转轨”。
  既然经济发展离不开竞争秩序以及与其相关的普适原则,政策层面就应该改进现有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改进现有政策,从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迷信转向遵循“天下模式”。政府需要继续维持和增进经济自由,维持经济运作环境的稳定,摒弃集中权力方式,转向宪政自由方式,更加平衡地强调经济效率原则与社会平衡原则。市场经济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好制度。正如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Eucken)所言,市场经济本身解决了大部分不公平问题,社会平衡解决余下的一部分不公平问题。这里还得补充一句,社会平衡环节(卫生,教育,等等)本身也需要体现经济效率,否则仍然体现出不公平(贪污腐败,相对收入结构扭曲,负激励等等)。
  总之,在未来,中国需要实现一种明确的公共政策转向。只有建立和维护一种维护普适原则的竞争秩序,加之以宪政体制的保驾护航,才能达致较高人均收入,实现“富国梦”和“强国梦”。竞争秩序的存亡与宪政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我们这种“中国梦”的实现或者破灭。
参考文献
ADB: Asia 2050: 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 August 2011.
崔之元,2011:“‘重庆模式’进行时”,共识网,2011年4月17日。
Eucken, Walter, 1952. 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1. Auflage,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Pan, Wei. 2007.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Speech at Foreign Policy Center, October 11, 2007, London.
Kuznets,Paul W.,1988. An East Asian Mdoel of Economic Devleopment: Japa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6, No. 3 (April).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N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Conference Edition, 2012.
 于勤, 静之,2011:“广东模式PK重庆模式”,《国家政治发展简报》,第11期,2011年6月15日。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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