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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文章来源:《解放军理论学习》 [作者:毕京京]  发布时间:2013-03-18
 
    世界视野,是指着眼世界基本态势和时代发展趋势,从世界与本国互动中,研究国家发展战略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中国发展道路,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从狭义上说,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什么要用世界视野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都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不可分割。历史表明,中国道路在一定的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生成发展。当今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一、世界视野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演进
  
    欲知大道,必先明史。毛泽东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一)从“天下之中”到“闭关自守”:古代中国在暗于天下大势中由盛而衰
  
    中华民族以几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著称于世界,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5世纪。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但是,为什么这种文明在近代却衰落了呢?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要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自古代起,就与外部世界发生了交往联系。但当时中国并没有“世界”这个概念。中国的“世界”概念来自于佛教典籍。《楞严经》第四卷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世”是不断迁流的时间,“界”是多种方位的空间。中国古代有的只是“天下观”,它的形成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天下观有两个基本观点:“中国中心观”和“华夷秩序观”。“中国中心观”回答的是中国以什么方式“看待世界”的问题。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华夏居住于天下中央,是天下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由中心向四边不断延伸,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居住于天下边远之地的是蛮夷之民。“华夷秩序观”回答的是中国以什么方式“对待世界”的问题。既然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夷狄,那么中国与四夷的关系就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尊卑有序的。
  
    在只有区域性经济而没有世界性经济的情况下,中国古代“天下观”并没有构成经济发展的障碍。中国长期与中亚、中东、地中海沿岸等地区通商,并建立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此时中国站在世界前列,并出现了汉唐盛世。然而,到了15、16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萌生及其对外扩张,孤立的区域性经济逐渐演化为紧密联系的世界性经济。但此时,明朝政府却因主观上沉溺于“天朝大国”的迷梦和客观上打击“倭寇”的需要等原因,抛弃了过去相对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严厉禁止民间对外贸易,严令“片板不得下海”。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大门不但没有顺应世界大势而开启,反而逆世界潮流关闭起来,与世界渐行渐远。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17到18世纪,中国开创了康乾盛世,中国社会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发展到了极致。然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外部环境上预示了大清帝国的衰亡。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写道,中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793年,乾隆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提出中英通商的要求。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指责英使团极大违背了“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美国历史学家阿诺斯说:“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对未来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相对于人类社会从孤立分散走向相互联系,清朝仍然沿袭“天朝上国”的“无所不有”、“抚育外夷”的传统思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启蒙运动,康乾时期以大兴文字狱的方式把思想禁锢推向极端;相对于西方国家正在兴起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康乾时期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这一系列妄自尊大、囿于传统、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做法,使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对此,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二)从“师夷制夷”到“以俄为师”:近代中国在置身中外变局中救亡图存
  
    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人猛醒。林则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制度是好的,文化是优越的,外国人比我们先进的只是坚船利炮及练兵之法。他们的思想是,保留中国的根本制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发起洋务运动。但是,兵工厂建起来了,洋枪洋炮造出来了,中国人还是在1884年的中法之战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了。
  
    师夷长技的失败,使一些人士痛感仅仅用西方的新技术补缀旧制度的破衣裳,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他们提出必须全面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康有为认为,只要远学英美,近学日本,实行变法维新,定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同时,他们认为,从封建社会走上资本主义社会,不需用流血的办法,而应当用改良的方法。这就出现了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对维新变法运动是拥护的。然而,“立宪派的‘路线图’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了,近代中国的‘激进’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
  
    维新变法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这就把孙中山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孙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毕竟有其历史局限,他下野和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乱象环生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孙中山勾画的美好蓝图与中国各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形成巨大冲突。正如孙中山所说:“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在强大封建势力的钳制下,孙中山的美好蓝图同样化为泡影。
  
    正当中国人彷徨无奈之际,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促使中国人做出了一种新的选择。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资本主义的丑恶暴露无遗;二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了美好的憧憬。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以俄为师”。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革命虽然是“以俄为师”,但又不机械照搬,而是在观察国际形势中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独立探索。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不同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因此红色革命根据地能够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建立和生存下来,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中国革命“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革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三)从“以苏为鉴”到“中美破冰”:现代中国在审视国际风云中艰辛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始。20世纪中叶,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围堵,中国只得采取“一边倒”战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照搬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体制模式。
  
    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我们党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感到,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主旨就是“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此同时,纠正了建国初期只学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一边倒”的倾向,要求全党“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 这种世界视野为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讹诈、核垄断,我国自主研制、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使中国开始成为在国际舞台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态势。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决策。“中美破冰”不仅实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前所未有的突破,而且使中国道路在向整个世界开放上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带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它们纷纷同中国建交,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明显改善,这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适应新的全球化浪潮,打下了基础,准备了前提条件。
  
    当然,也要看到,在这段时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们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也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党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四)从“面向世界”到“融入世界”:当代中国在顺应时代潮流中阔步前行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邓小平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并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据此提出必须把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看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据此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看到,世界上还有一种更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即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方式,这种方式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而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可以为我所用,据此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看到,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要不当资本主义的附庸,就必须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系列通观全球、把握大势的思想,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东剧变,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全党“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确应对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等一系列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战略思想,特别是领导我们走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推动入世谈判最终使中国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战略举措,使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
  
    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涌现并付诸实践,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扩大,国际安全合作日趋加强,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胡锦涛要求全党“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并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汲取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内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使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日益贡献于世界。
  
    通过对15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视野与发展道路演进的回溯,可以发现:世界视野直接影响中国道路的选择。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视域看,从狭窄到宽阔、从局域到全球:先是中原即天下,而后九州即天下,再演变成在整个世界中求发展;从中国对世界的回应态度看,从被动到主动、从封闭到开放:先是闭关自守,而后在列强侵略下被动打开国门,被迫卷入世界大潮,最终毅然实行改革开放,主动融入全球一体化;从中国用世界眼光研究自身道路的思维方式看,从模仿到选择、从盲目到理性:中国先后模仿西式道路、俄式道路等,在经验教训中,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世界视野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方法启迪
  
    研究世界视野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方法启迪,对我们总结历史、开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当今时代,中国的世界视野大大拓展,逐步成熟。它体现为一种全球视野,坚持以宽广的战略眼光,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对中国道路进行谋划;它体现为一种时代视野,时刻洞察世界局势新变化,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它体现为一种开放视野,自觉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实现共同发展;它体现为一种创新视野,在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它体现为一种竞争视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它体现为一种合作视野,以互利共赢的思维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总体上说,我们党在世界视野下谋划中国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和我国发展的互动关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统一起来。这种方法启迪,主要体现为:
  
    (一)在根本路径上,必须追求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近代以来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17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持续追求。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这些东西同样“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中国非但没有学到一个现代化,反而日益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直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赢得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际政治主体资格,掌握了迈向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权。
  
    从历史来看,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现代化具有必然性。中国近代以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中心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带。它们之间是中心与边缘、主宰与从属、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曾说:“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
  
    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适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国际政治强权、资本垄断的形势下,如果不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不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依靠改革开放激发人民群众活力的优势等,就无法快速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无法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主动,其结果只能是依附或受制于人,甚至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
  
    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概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概括画龙点睛、简约精准,特别是最后一句话点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质和根本目的。今天我们强调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强国富民、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等理念,都是这条道路根本性质和目的的价值体现。
  
    (二)在认识基点上,必须着眼世界大势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认清世界大势是一个国家选择正确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所谓世界大势,就是世界发展的形势、态势和趋势。历史表明,暗于世界大势,背离时代潮流,必然导致国家颓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把握和顺应时代大势。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新时期,我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主要体现为认清了时代主题的变化,自觉把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认清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自觉在参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发展自己;认清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自觉把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等等。面向未来,虽然一些地区阴云密布,美国等霸权国家还在炫耀武力,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学技术孕育新突破,“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自顾不暇,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中国需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步入新阶段。
  
    认清基本国情是一个国家选择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基石。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在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起步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提出过一个“长江模型”:本世纪初,在长江流域,可以依次找到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四种发展形态同时迈向现代化,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可比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认清的,也不是朝夕之间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破译的“国情密码”世所罕见,需要破解的“国情难题”世所罕见。我们对中国国情要抱有敬畏心理,恭恭敬敬、严肃认真地去研究它、对待它,才能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世情与国情有机结合的实质,从方法论上看,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共性与个性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把握世界大势,才能登高望远;认清基本国情,才能脚踏实地。其目的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其结合点是,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当前,我们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世界,正确认识时代特点,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国情新特征,适应人民对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三)在智慧源泉上,必须注重人类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融互鉴
  
    人类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与社会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世界各种文明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自古以来,特别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中西文明广泛交流。中华文明对西方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也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他甚至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而世界文明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像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来自于世界文明。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主要是引进国外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而后认识逐渐深化,领悟到面向世界的实质,是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新时期,我们党打破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思想禁锢,清醒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必须在开放中汲取智慧。胡锦涛指出:“中国人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尊重人权等都从世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经济、创新型国家等理念均出自国外,我们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加以运用。当前,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兴旺发达时期,往往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显得非常大气;相反,在败落衰微时期,往往都严重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显得格外小气。我们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
  
    同时,还必须注重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传承。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我们党提出的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理念,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根脉。比如,“与时俱进”由散见于古代《周易》、《庄子》等典籍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综括而成;“以人为本”最早出自《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小康”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和谐”最早出自《左传》:“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性文化,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我们党古为今用,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含义。当然,中华文明不仅包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也包括中华民族在当前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
  
    还要看到,文明不仅要“交融”,还要“互鉴”,即在“鉴别”中“吸纳”。马丁·雅克说:“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而别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认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不会变得越来越西方。”中国吸纳人类文明,但决不吸收西方消极和走向颓败的东西。西方发展模式也不是唯一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前,全球范围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使得中国在客观上不能再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中国传统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厚重积淀,决定了中国只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创造具有自身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华文明。如今,中国已深刻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一句名言:“仿我者死,创我者生。”机械模仿只能死路一条,学人之长,更扬己之优,才是生路。
  
    (四)在顺势应变上,必须具有抓住机遇与应对挑战的辩证谋划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上世纪7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这些世界急剧变化时期,一些国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走到了前列;一些国家错失良机,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正所谓,机遇“失则衰、得则兴”。
  
    15世纪以来,中国数次错失战略机遇期。比如,15、16世纪,当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强力“开发世界”时,中国因内向保守型的文明体系,还做着“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的美梦。19世纪,工业革命发展催生全球化浪潮,当英国议会改革、美国废除黑奴制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一次次推动“大国崛起”时,甚至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后,中国变革仍旧步履蹒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相对稳定,科学技术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全球化浪潮重又兴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没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美、德、日等国快速发展和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把中国进一步甩到了后面。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一误再误,首要的原因不在于外来挑战本身力量的强大,而在于中国作出的反应太软弱。”
  
    “机遇”不仅是“时机”,更要在“遇合”(客观有利条件和主观努力利用的统一)中实现价值。“遇合”的关键在于变革与发展,把有利因素转换为国家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解放思想,眼界为之一新,获得思想观念上的动力;通过体制改革,除旧鼎新,获得强大的内部驱动力;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获得巨大的外部推动力。三大动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强大合力,使中国用好战略机遇期,不断实现新跃升。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多次阐发了“识别机遇”、“珍惜机遇”、“抢抓机遇”的思想。江泽民综观全局,在2002年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对于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正是改革的攻坚时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我们仍要抓住机遇,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推进各领域改革,争取更大发展。
  
    机遇与挑战是辩证的统一。既没有单纯的机遇,也没有纯粹的挑战。只看见机遇,而看不见挑战,在哲学上讲,是片面性;在政治上讲,是幼稚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实际上是在“挑战与应战机制”中发展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通常会激起一次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应战。胡锦涛指出,我们既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又要认清挑战、应对挑战、战胜挑战,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这是对机遇与挑战辩证法的深刻阐述。只要我们主观指导有力,中国“战略机遇期”不但能延续,还能成为“黄金发展期”。
  
    (五)在系统运筹上,必须坚持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的统筹兼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两个大局,就是要努力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
  
    两个大局的战略统筹,抓住了全球化时代内政外交相互影响的本质特点。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方面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确保我国在深刻变动的国际格局中赢得主动。只有充分估量国际因素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趋利避害,防止外部因素干扰和影响我国发展的大局,科学制定我国的内外发展战略;只有充分估量国内因素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才能做到因势利导、释疑增信,妥善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使我国发展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
  
    自觉统筹两个大局的关键在于,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是双刃剑,必须坚持自主性,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我国在参与全球化中走自己的路,既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又成功防止了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丰富了世界发展的多样化道路,赢得了世界赞誉。在应对全球化战略方面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很成功,有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失败了,被边缘化了;有的国家不仅经济没有搞好,而且社会动荡,危机频发。要看到,虽然我们在参与全球化中坚持独立自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风险仍然存在。目前,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我国市场,在金融大战、粮油大战、气候大战、新能源大战等背后,都可以看到外国资本的阴损运作。因此,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我们都是在“与狼共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三、世界视野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前瞻思考
  
    当今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步入高位阶、高频度和高强度的互动发展阶段,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更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谋划好中国的发展。
  
    (一)着眼历史比较和国际观察,坚持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
  
    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今中国,既是一个强劲发展、快速崛起的中国,也是一个付出代价、矛盾叠加的中国。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依然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有人主张走全盘西化道路,有人主张走中国儒化道路,还有人主张走传统僵化道路。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指出:“从历史比较和国际观察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的,也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神话,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决不能为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所左右,决不能被国内外的一些谬论所误导,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发展政治学认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成功发展,关键在于我们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严密组织为依托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党面临着“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二)着眼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把握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
  
    从世界眼光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定位是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当前,走向强盛的中国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但在世界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仍是我国的基本属性。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因此,我们目前还不是“开香槟”庆贺“圆梦”的时候。
  
    面对中国取得的成就,“盛世中国”的说法已铺天盖地。一股“盛世之风”、“盛世心态”开始弥漫,好大喜功,形象工程,豪华气派,奢靡之风盛行。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盛世”,一是要与自身历史比较,二是要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比较,这样才更具有历史方位感。从历史比较看,中国实现由近代衰落向民族复兴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世界比较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特别是中国目前尚未完全实现统一,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长治久安仍需长期努力。“盛世”之说,实际上是自我感觉良好,是小农意识的反映,与忧患意识格格不入。事实上,我们国家的隐患因素很多,正所谓“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
  
    较之乱世、衰世,在兴旺发达时更易迷茫,我们切不可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不要被辉煌成就冲昏了头脑,不要被世界忽悠麻痹了斗志。胡锦涛提出“两个千万不得”:“在成绩面前,在喝彩声和赞歌声中,千万骄傲不得,千万头脑发热不得。”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途光明而曲折,使命任重而道远。
  
    (三)着眼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确定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重塑实力,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党中央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使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显著提高。
  
    综合国力的大小强弱,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在根本上决定着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社科院2010年《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综合国家竞争力1990年在世界排名为73位,2008年为17位。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综合国家竞争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进入五强,整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30年,中国综合国家竞争力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到2050年,中国综合国家竞争力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从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特点来看,我国在战略选择上,尤其要注重实施五大强国战略,即:经济强国战略。经济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中心内容,增强经济实力仍然是我国的中心任务,而金融实力是其重要方面。科技强国战略。科技创新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我们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文化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大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人才强国战略。人才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内容,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竞争,我们必须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富国强军战略。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竞争中具有威慑性的手段,我们必须通过强军为富国提供利剑与盾牌。
  
    (四)着眼人类发展的时代要求,创新中国发展的科学路径
  
    科学发展,是符合和顺应时代要求的发展。党中央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这一重要论断,是对人类发展时代要求的科学认识,是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积极应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今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发展,但究竟谁能发展得更好更快,就要看谁的发展更具科学性。
  
    这些年,虽然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有明显改善,但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当前,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突破五大挑战: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民生问题凸显的挑战,思想道德缺失的挑战,社会矛盾激增的挑战。对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三个“透支”:透支群众利益、透支自然环境、透支精神支柱。因此,科学发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中国科学发展主要的走向,应当是三个方面。
  
    首先,要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中国不能再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由“黑”转“绿”的强劲号角。
  
    其次,要加强民生为大的共享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在反思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把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解决民生问题,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再次,要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未来社会本质的高度概括。科学发展,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五)着眼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营造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自己的实践打破了后起国家振兴势必掠夺、侵略、争霸的历史定律,开创了全球化时代靠合作共赢实现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今后,我们仍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战略,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既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前,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的挑战是长期、复杂、多元的。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围堵的挑战;国际社会对我发展矛盾心态的挑战;周边一些国家与我存在领土主权、海洋权益纠纷,企图借美制华的挑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的挑战;中国发展的实际水平与国际社会赋予更高期待的挑战;全球性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台湾问题存在变数的挑战等。战胜这些挑战,考验着中国的政治智慧。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不断加重,国内有人认为,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再“韬光养晦”就是“苟且偷安”和“鸵鸟政策”,显得我们很软弱。“韬光养晦”的政治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韬光养晦与怯懦毫无关系。“韬光养晦”的文化内涵反映的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价值取向,主张再有成就声名,也应收敛低调,不要锋芒毕露。“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强硬”,决不是无原则的强硬,与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
  
    环视全球,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中国道路经历坎坷,目前成就来之不易,未来前途更加光明。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必然是对中国道路的重大考验。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敢于担当的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永远与世界同行。我们坚信,中国必将持续走在蓬勃发展的道路上,必将成为更具强劲影响力、竞争力、亲和力、感召力的国家,成为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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