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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模式
文章来源: [作者:李文堂]  发布时间:2013-11-03
 

  杭州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注重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四界联动,构建各界的交往体系,听取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一个具有建构性的网络社群。杭州非常注重市民的广泛参与,在培养市民的公共精神和对城市的归属感中,形成一个非常开放的“我们”,共同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杭州并不停留于地方性的城市治理实践,而是积极总结经验,努力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助推器,为探索中国道路做出独特的贡献。我去年参加生活品质论坛的时候,已经对杭州价值观的建设模式谈过具体的理解,今天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探索“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意义。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过半,当人们不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畅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乌托邦时,我们想到更多的是城市高楼、小汽车、灯红酒绿与无尽的欢娱,哪里会想到古希腊人的美好生活在于“正义的城邦”。而一种只有物质繁荣的生活,在柏拉图眼里不过是一个“猪城”(Pig City)。 

  古典政治哲学表明,没有“我们”之间的正义秩序,就没有美好的生活。杭州从十多年的城市治理经验中提炼出“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这一理念,不仅是让“你”生活得更好,或者让“我”生活得更好,而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这就凸显了“我们”的共同价值,凸显了美好生活只有在“我们”的社会模式当中才能实现,这就有力地回应了当代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关于社会重建的道路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深受英美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以“经济人”为核心的改革思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思维流弊之深也愈加显现,搞不好会使中国陷入霍布斯主义的“丛林规则”而不能自拔,最终导致传统社会的解体。由于许多自由主义者不能摆脱霍布斯原子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们所提供的现代化方案,必然无法超越“五四”以来古今中西对立的思维限制。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不仅不足以解释中国道路,也无法有效解释西方的历史真实。试图用西方的一种“主义”,一种“理论”,来取代西方的历史真实,这是晚清以来“他者”想象的产物,就像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曾经的那样最终沦为不可避免的文化教条。 

  实际上,霍布斯的社会斗争模式尽管颠覆了古希腊以来基于德性伦理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奠定了英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但其实际的解释力仍然十分有限。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到黑格尔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以“先验自我”为基础的承认模式,以纠正霍布斯模式的偏颇。康德的“绝对命令”要求将他人的人格与自己的人格同样对待,一种普遍人格受到尊重,这就将《罗马法》中自由人格的思想通过基督教的普遍化带到了启蒙理性面前,在相互承认的关系中,“我”与“你”的人格关系才能建立起来。费希特相信,“自我”只有限制自己的自由,承认“他我”的自由,一种普遍人格的共同体才是可能的。黑格尔将这种人际共同体(interpersonale Gemeinschaft)发展为一种具体的社会承认模式。这种社会模式首先表现为家庭关系中爱的相互映现与互惠,其次表现为市民社会中的权利契约,再次表现为国家作为共同体的伦理自由。黑格尔认为,人是注定要过伦理生活的,国家就是伦理自由的最高体现,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以“经济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受到了伦理限制,并不具有独立地位,而仅仅是实现伦理自由的过渡环节。 

  晚清以来引入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由于自身的缺陷,无法与中国传统思想兼容,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深受欧洲大陆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它强调阶级斗争,没有完全摆脱“霍布斯主义”,没有继承承认理论而与中国文化结合,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明确提出,个体是社会性的存在,不应将个体与社会抽象对立起来。但遗憾的是,个体在共同体中的意义一度被严重遮蔽,最终导致中国的社会思想在个体和社会两极之间不断的钟摆,难以协调。那么“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这个理念,可能包含着克服古今中西思想对立的深刻命题,中西古典政治哲学可以在现代的诠释中新生。通过一个先验承认模式,可以沟通古希腊的“理性对话”模式与儒家的“仁义”模式,从中发展出“我们”的社会模式。在坚持普世主义的原则下,兼容CommunitySociety这两种模式。 

  关于“我们”的社会模式,我强调如下三点: 

  第一,“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外在的集合体,而是通过“我”与“你”之间的对话相互承认,并且实现视界的融合。因此“我们”的社会模式既区别于不讲个体自由的集体主义,也区别于目中无人的利己主义,而是“你-我”对话关系中的“我们”。 

  第二,“我们”是一种先验主体的视界融合,具有超越性和开放性,所以它不同于具体的“社会复合主体”,它对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等不同的复合主体具有普世意义,对于建构不同的复合主体具有优先性。正因为此,它才可能成为“世界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价值具有普世性价值。儒家的思想里面同样具有这种普世的价值——天下意识,所以儒家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传统的共同体与现代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抽象的对立关系,它们都是在“你”与“我”的对话关系中建立起来,在先验人格的意义上不排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 

  第三,“我们”的社会模式凸出“共同善”,其中“德性”优先于“权利”。在古希腊那里,人是政治动物,人是必须要过公共生活的,正义就是公共生活最高的“德”。正义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德”,一种实践理性的力量,而不是像现在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正当的权利。如果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干各分内的事,和谐一致,那么这样的公共生活就是“德性”的生活,就是正义生活。现在许多人深受霍布斯社会斗争模式的影响,往往将正义体系理解为一个权利保障体系,所以古典德性的正义观黯然失色。中国的“义”具有“应当”与“正当”双重意义,兼具西方古典与现代正义观,所以正义既可以指“各司其职”,也可以指“得其应得”,因而包含了道德义务和权利正当的双重性。但是在追求美好生活,“共同善”的形成过程中,德性应优先于权利,否则“共同善”是不可能的,不具有实践理性的价值,因为德性是内在的自由,而权利是外在的自由。 

  “我们”的社会模式,意在破除古今中西的对立思维。我相信,只有在“我们”的社会模式当中,一种美好的生活才是可能的。 

  (根据2012年11月杭州生活与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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