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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堂: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文章来源: [作者:《文明与道路》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7-04-21
 
 
篇首语

道路之学术话语,决非一般宣传或策略话语,当立足于文明与学理。文化建设要正心诚意,话语建构更需学术真诚与真理使命。所谓“士志于道”,东西圣贤,殊途同归。在市场与行政过度侵蚀文化的时代,让我们重拾学者的使命。

一提起学者的使命,学界自然会想起“西方的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的费希特那一系列充满真理激情的著名演讲。然而,费希特的思想命运是悲剧性的,一直受到他同时代思想家的误读,甚至深刻误解。曾经追随过他而后又分道扬镳的谢林和黑格尔,也没有可能同他的晚期思想有任何真正的交流和对话。费希特晚年越来越倾向于柏拉图式的口头传达,基督式的化身担道,胡塞尔式的自我直观,海德格尔式的入世在场(Da),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他的第一哲学的“完成形态”公之于世,以致谢林和黑格尔在各自著作中谈到他“改进后的知识学”时都表现得十分简单和草率,只限于对他当时发表的一些通俗讲演的评价。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费希特哲学的鲜明个性一直被淹没在谢林和黑格尔的批评视野中,而研究者也不能摆脱德国唯心论“从康德到黑格尔”这种克洛纳式的宏伟叙事图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费希特运动领导人劳特发表了《先验哲学的观念》 (1965)、《谢林同一哲学的缘起及其与费希特知识学的争论》(1975)、《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先验自然学说》(1984)、《先验的发展道路——从笛卡尔到马克思、陀斯妥耶夫斯基》(1989)等一系列论著,为费希特思想的独立形象的修复奠定了基调。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费希特在耶拿时期发表的、后世广为流传的所谓费希特哲学的“代表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是费希特思想表达不成熟的作品,而真正的“完成形态”是柏林时期完成而生前没有发表的《知识学/804》,劳特运用文本学研究方法,娴熟地使用大量费希特生前未发表的手稿、笔记类文献来支持这一解释动机,极具说服力,可以说,完全改写了德国唯心论史。在这一解释动机的影响下,劳特和许多其他的研究者都非常重视知识学的“演变史”研究,并由此扩展到对费希特社会政治等其他思想的系统解释,从而确立起费希特的独立思想形象。

费希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张君劢、贺麟、王玖兴等这些前辈学者做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视野局限,也没有摆脱“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克洛纳图式。梁志学先生主持的费希特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大大促进了费希特独立思想形象的重塑,但费希特晚期一系列未公开发表的演讲,包括重要的第一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至今也未来得及翻译与研究,有望后辈学者承接学者使命。

 

 

正文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一系列演讲,可以说是非常古典的,充满了一种古典的学者精神,一种单纯而明晰的精神气质。这不仅与柏拉图的教育理念、约翰福音的传达使命相承接,而且从形而上言之,也与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相贯通。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要理解“学者的使命”,首先要理解“人的使命”;他认为这是一个“最高深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知识学中“最高深的问题”。“最高深”的不在于“人”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人的“使命”是什么的问题。人有使命吗?如果有,是谁派遣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老问题。要理解费希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首先就要搞清楚“使命”这个概念。德语说Bestimmung,有规定、规章、用途、目的、使命等意思,但“规定”这个意思是最直白、最原初的,其他的意思是从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费希特非常喜欢这个动名词,而且经常在“规定”这个意义上使用。如果我们把人的使命转换成人的“规定”,似乎有点不知所云,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进一步的理解。黑格尔把“使什么成为什么”的“规定”,称为“本质”(Wesen)。如果按这个理解,那么,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就可以叫“人的本质”、“学者的本质”了。

费希特在研讨“自在的人的使命”时问道:人依其概念区别于其他存在物而特有的东西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在问人的“本质”,只是没有这样直接表达而已。但他后来的确就这么叫的。1805年他在爱尔兰根大学也有一个类似的讲演,题目是《学者的本质及其在自由领域的表现》。他在演讲中说,人有一个内在的、隐秘的本质,就是神圣理念(Idee)或上帝,换句话说,人的本质是理念或上帝。费希特通观西方哲学史,只引柏拉图、约翰为自己的思想同道,所以用“理念”、“上帝”来说明隐秘的“本质”,似乎并不奇怪,也不是没有一点学理依据。

本质具有隐秘的性质,它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间接地显现在现象中,黑格尔称之为设定起来的。他从词源学上解释了本质(Wesen)是过去了的存在(Sein)。我们也可以说,本质是隐去了的存在。费希特在研讨“自在的人的使命”的时候,他把最高原理表述为“他在,因为他在”(Er ist weil er ist)这样一个假设(Hypothese),而在同一时期的“私人演讲”,即后来出版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则表达为“我在,因为我在”(Ich bin weil ich bin)。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认为前者是本质的观点,后者是存在的观点,两者的关系涉及一个他后来称之为“最明白又最隐秘”的真理问题。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当上帝被问“你是谁”时,上帝回答“我是我所是”(ego sum qui sum),之后转身隐去了,后来只有化成肉身的基督才报道“他”的消息。这里,最明白的、直接存在的“我”隐去之后,变成了最隐秘的“他”,也就是说,从“我在,因为我在”,变成“他在,因为他在”。两者虽然都是“绝对”的观点,但是有“存在”与“本质”之别。应该说,费希特在坚持直接性观点的同时,也坚持着间接性的观点,而决不像黑格尔批判的那样,缺乏间接性。把直接性与间接性统一起来的“最明白又最隐秘的”真理,就是理念或上帝,费希特称之为“唯一的光源”、神圣理念或上帝。

神圣理念一方面自在自为地隐秘在自身中,另一方面也出场显现自己,费希特称之为“在场”(Dasein)。这个意思和他1806年打通知识学和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的《极乐生活指南》表达得差不多。“上帝不仅是内在地隐秘在自身中,而且也在场,表现自己(Gott Ist nicht nur, innerlich und in sich verborgen, sondern er ist auch Da, äußert sich.)。” 那么这个表现出来的“在场”是什么呢?费希特在关于《学者的本质》演讲中说,我们现在把表现出来的有生命的“在场”称为人,而只有人是“在场”的;又说,人的“在场”的真正根源在上帝。也就是说,人从属于上帝,来自于上帝,是上帝的“在场”。费希特在这次演讲中当然坚持了人是有限性的存在,认为只要人不停止其为人,只要人不变成上帝,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达不到的,但“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这一使命意味着,人被要求恪守自己有限的“在场”生存,因为人是被派遣的、显现出来的“在场”。所以海德格尔后来也说:“这个在场是人的使命(Dieses Da zu sein ist ein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希特对人的使命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最高深的哲学问题,这些通俗演讲,完全是建立在他的第一哲学——知识学的基础上的。只有把握住这个形而上问题,才能进一步理解他所谓的“学者的使命”,而不至于将它变成一种无根基的伦理学问题。

人的有限“在场”,不是一个孤独的世界,而是一个有他人“在场”的共同世界。耶拿时期的费希特,把人的“在场”称为“理性存在者”。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所谓理性,并不是通过语言、概念中介的逻各斯,而是理智直观。所以,费希特相信,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具有自由内观的能力,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认为,这样的“理性存在者”可以在感性世界里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建立起一个自由共同体,这就是“社会”;而人是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社会意向属于人的基本意向。这个思想,他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还语焉不详,但后来讲法权哲学和伦理学时就有了详细论证。国外现在常有人把他看成“主体间哲学”和“承认理论”的开创者,自然不无道理。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所有的社会成员本质上都是自由的,人的职业、阶层的选择都应该是自由的,但他们作为社会的人,就具有共同的社会使命,即“共同完善”。那么,人们一旦选择了学者这个职业,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呢?泛泛而论,是传授文化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传达真理。费希特认为,学者虽然是社会精英、人类教师,因为他们承担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塑造未来的特殊使命,但并不会否定或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理性自由,因为学者不是用体力的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信念的,而是用语言、概念等逻各斯手段从事知识的传达和道德的教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重身教甚于言教。为什么呢?费希特以“学者的道德”的标题预告《论学者的使命》的演讲时说:“学者现在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在第五讲中又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在场的目的Handeln! Handeln! Das ist es wozu wir da sind.)。”可以说,费希特讲学者的使命,是立足于人的“在场”使命的,包括他讲知识学。人们往往把费希特的知识学误解为一般的知识论或认识论,而它实际上讲的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作为知识学创建者,费希特深刻感受到真理表达(Darstellung)的困难。因为真理是自我表达(Sich-darstellung)、自我道说的一种直观行动,而不是对“意识事实”或现存知识的描述。康德曾把表达理解为“给概念附以直观的行动”,因为没有直观的行动,就没有知识的根基。因此,费希特不断地重新“表达”知识学,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柏拉图式的口头传达,试图通过逻各斯去显现真理的在场,甚至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因而放弃用文字发表大量重要的知识学讲演。事实上,费希特也将学者的使命视为真理、理念的在场显现。不过与一般社会的人的使命不同,学者的使命是通过逻各斯的在场显现的。在《极乐生活指南》中,费希特将知识学与《约翰福音》统一起来,将基督的“道(逻各斯)化肉身”理解为上帝的“在场”显现。因此,就本质而言,学者的使命也就是约翰的基督使命。费希特说,基督对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即: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基督教和西方大学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学者有这种宗教气质也不奇怪,虽然在当今的知识生产时代,这种宗教气质也日见衰微。就是在费希特的时代,也存在着知识生产与道德使命之间的断裂。在论《学者的本质》中,他区分了两个学者概念:一是流俗的、表面的学者概念,以为那些受过学院教育、有一定知识的人就是学者;二是真正的学者概念,认为只有那些通过时代的学养,达到了对“理念”的认识的人才能被称为学者。费希特所谓的学者当然是后者。他认为,学问不是为了无聊的智力游戏和优雅的奢侈需要发明的,不然学者就和一切供奢侈摆弄的“活工具”同属一类,甚至在这类东西中他也未必占首位,而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着眼于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在他看来,学问需要一种谦逊、真诚的“理念之爱”。学者一旦丧失了这种美德,他的学问的严肃性、真实性、普遍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学问的社会价值就会被降低。所以,按照费希特的标准,今天那些制造文字垃圾的“市场之蝇”、那些追名逐利的“学术名流”以及那些供人把玩的“花瓶”与“附庸”,也许算得上今日从事文化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但决不是“学者”!然而,“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发明,又为我们时代遮掩了多少羞事!当代职业化、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方向感,丧失了真诚和自由的心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异化,一种文化堕落。也许,在这样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费希特讲的学者的使命也许太纯粹、太古典了;然而,它是历史的良心!

(本文为2005年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一书座谈会上的发言,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2期)

 

《文明与道路》

 

 

主    编:李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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