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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建设及儒学传承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2
 
蒋庆

作者单位:阳明精舍山长

  (西元2005年,岁在乙酉,金秋十月,平和书院创办人洪秀平先生,赴深圳拜访蒋庆先生,请教兴办书院事宜。谒先生于深圳彩田公园彩云轩,轩中绿荫曲水,茶香沁人。先生病体尚未全愈,然仍就时下书院建设及儒学传承诸问题,谈二时许。后学闫俊安、心兰陪坐,心兰录音并整理。)

书院需要名实相符

    洪:早就希望能有机会拜访蒋老师。心兰、俊安到平和书院已一个月了,我计划吸引一批学子过来,我们也制订了一个计划,但就是缺乏老师来讲课。我们一直希望蒋老师能到平和书院来讲课。

    蒋:前几天北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打电话来,说要采访有关书院的情况,他说现在是“书院热”,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发现这段时间,民间确实是兴起了好多书院,但有些书院虽然兴起民间,然名实不相符合。如果我们要用书院这个名称的话,就一定要符合书院的实,要名实相符。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书院没有符合实。传统书院,它要符合几个要件,第一个,肯定是民间性质的,不是官办的,因为它不是官学。这体现在它的经费、财产、建筑、主持书院的人员,如山长,都是民间的。还有,它的讲学内容也是民间的,也就是说,私人性很强,谁办的书院就讲谁的学问,阳明办的书院就肯定是讲阳明的学问、陆象山办的书院就讲陆象山的学问,张敬夫在岳麓书院主持的时候,也是讲他自己的学问,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你是什么学派,就讲什么。又比如明代,朱子学是官学,但书院讲的朱子学是民间儒者或学者自己理解的朱子学,不是朝廷规定的朱子学。它的内容是民间性的,这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二个,书院的主要功能是传道,不是传授知识。但并不意味著书院就不重视知识,因为儒家的道统,在长期的历史中也变成了知识,经书从孔子整理后,无数人注解,就变成了知识,讲道的纪录通过后人整理编纂也变成了知识。因此书院有传授儒家文化知识的功能,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传承儒家的道统。对于知识的保存、传授,主要责任在政府,因为它有这个条件和资源,古代的书造价是很贵的,民间收藏有困难。所以书院主要的功能是传道、弘道、讲道。而书院所谓讲学,也是讲“道”意义上的学,即经学、道学、心学等,而不是讲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即纯粹知识性的学。现在兴起的“书院热”,好多书院就不是这样。有的书院,不是民间兴办,是由政府给钱,维持也靠政府。比如现在的岳麓书院,就不符合古代书院的性质,它不是民间办的,是政府办的,经费来源是政府。还有它讲学的内容,刚才我们讲到,书院主要是传道,然后才是在“道”的意义上产生对“道的知识”的传授。现在岳麓书院办的活动,有些是世俗性的学术活动,如办有关期货的班,与儒家文化无关的议题也拿到书院来讲,就不合适了。还有文学家办的书院,他们都是文学家,有地位,有声望,有资源,也办起来了书院,但他们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举办的多是涉及文学的活动。传统的书院讲“道”不讲文学,文学属于“游于艺”的范围,与书院所讲的“道”与“学”不属同一层次。古代民间有专门研习切磋文学的组织,如诗社、文社等,但这不是书院,书院是严肃的具有神圣性的讲儒家之道的道场。

    洪:广州有个东方英文书院,是讲英语的。

    蒋:那不是书院,他们是学香港的,名不符实。

    洪:香港有个新亚书院。

    蒋:新亚书院介于传统书院和现代学校之间,不是传统的书院。这是资源的问题。钱穆这些老先生,他们是想用中国文化的精神,创办真正弘扬中国文化的书院,这是他们的理想与愿望,但在现实中他们办不下去,他们只有理想没有资源,要办实际的事就需要资源。而有资源的人合作办学的动机与有理想的人的动机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那些资助办学的人要办成学校,就是世俗的进行国民教育的学校。这样一来,新亚书院就办成了学校,它要在社会上招生,要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要培养世俗社会需要的毕业生,学生毕业后要上大学,这就进入了国民教育体制。不过新亚书院初建时还是很纯正的,能够在夹缝中秉持中国文化的理想教育学生。但后来建立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新亚书院合了进来,在科层制的西式大学中就很难坚持中国文化的教育理想,最后钱穆先生被学校当局气走,新亚书院的中国教育精神就不复存在了。梁漱溟先生在四川重庆办勉仁书院的时候,他当初的理想就是要办成宋明儒式的书院,他年轻时就是这个理想。那时已是抗战后期,他要办传统的书院,但是他自己也是没有资源的,虽然他有名气。后来好多人支持他,但最后,支持他的人,不希望办把书院办成传统的书院,因为那些出资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书院读书,就希望把书院办成中学,梁先生就只好妥协,将勉仁书院分成两块:一块叫勉仁中学,一块叫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就是国民体制教育,就是现在的学校,学生从学校出来是要找工作的;勉仁文学院实际上就是传统性质的书院,自由讲学。最后,还是很艰难,没办法办下去。马一浮先生办复性书院,当时之所以和熊先生意见不一致,就是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学生出来怎么办。马先生说传统的书院,是不管出路的,不管找工作的,熊先生说这些实际的问题书院还是要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还造成了两位先生的不和。复性书院最后因为国民政府教育当局违背不审查书院教学的承诺,也因为书院不接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审查而费用无着落,最后没法办下去。如果当时国民政府不存在的政策上的压制,如果有社会资源,复性书院肯定可以办下去。当时复性书院靠国民政府给钱,马先生说书院是方外之学,不纳入国民体制教育,具体说来就是书院的教材,国民政府不能干涉审查,当时国民政府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办了一段时间,国民政府违背承诺,要来审查书院的教材,马先生气坏了,就决定不办书院了。

    洪:清华国学院是不是也是想将书院与现代化的教育相结合?

    蒋:没有,清华国学院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办的,基本上是汉学的方式,不是传统书院的方式。

    洪:那四个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除了陈寅恪其它不算儒家吧?

    蒋:广义上都算,这要看是哪种儒家了,儒家里面也是分好多流派的。我们说广义的儒家,凡认同儒家价值的,都算儒家,这很复杂。梁启超,在晚年算儒家,他早年晚年儒家色彩比较浓,中年走了歧路,晚年以后才回归儒家。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大家都想办书院的热潮,这是个好现象。但是就要注意名实相符的问题。如果有书院的名称而没有书院的实质,那意义就不是很大。所以要为书院正名,但书院传统刚恢复时也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书院传统在中国严格说来已经崩溃快四百年了,进入清王朝就没有宋明儒式的书院了,我们希望以后能慢慢做到名符其实,按传统书院的方式来办书院。

    洪:国内现在有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吗?

    蒋:目前国内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洪:我办书院也是许多年前的想法。我感觉西方的大学制度是培养工匠的,上次到阳明精舍来后,就想看怎么和精舍有个互补。你那头是研道、守道、论道的地方,是不是还要有个传道、弘道的地方?

    蒋:书院也有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的问题。

    洪:我觉得你应该带些弟子,这次去了曲阜,我看到相当一批人认同你的理念,而且都没见过你,都希望到你的阳明精舍来。但阳明精舍没有条件和能力来接待那么多人,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先小规模搞一个书院,可以接待二三十个人,先办起来。

    蒋:应该这样,书院规模不在大,而在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复兴书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掌握儒家学理的师资

    洪:但是我现在有了场地,缺乏师资。

    蒋:我这几年还是比较低调的。只是去年,偶然深圳晶报一位记者自己跑到山上来作了报导,大家才知道有一个阳明精舍。一直到现在,我都没下山。去年因为那些媒体报导,好像以为我下山了,以前好多学生也鼓动我下山,其实我一直没下山。为什么呢?因为儒学这一百多年来受的磨难太大了,一个文化、一个教,最根本的还是他核心的学理价值,这个最核心的学理价值没有了,便复兴不起来。那些外在的形式,组织形式也好,教育形式也好,都是为了落实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本身的意义不是很大,最还要的还是儒学基本的义理价值。这一百年来,儒学受到破坏最大的,就是其义理系统。书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砸掉了,有钱就可以恢复; 1905年后被拿来搞成洋学堂了,那也没关系,以后只要有资金,也很容易恢复。现在政府为了旅游,不也恢复了很多古代书院的建筑吗?但这些恢复的古代书院的建筑中已经没有儒学的活的精神了,没有中国文化的价值了。就算现在政府愿意出钱恢复传统书院,谁来讲学呢?你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才第一个想办讲学的书院,就遇到了这种问题,根本就找不到人来讲学。我们现在的情况,和汉代初年的情况大致差不多,可能比那时候还惨。那时候鲁申公还在,政府感觉到要恢复儒学,就赶快“安车蒲轮”到民间去把他们请回来讲学。那时候懂儒学的老先生们还在,虽然年纪很大了,鲁申公九十几岁了,但是朝廷请他出来让他传授《诗经》。伏生也还在,年纪太大了,实在来不了,朝廷就派人去他那里学,把《书经》及其解释记录下来,不要让文化失传。我们现在几代人过去了,我们中国还有鲁申公、伏生吗?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复兴儒学比古代艰难,表现之一就是没有硕儒老师。还有,我们面临的摧残,不仅仅是内部的政治动荡,内部的文化分裂,还有西方文化的挑战与霸权。这样的话,现在办书院师资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确实应该着重培养师资。但这种师资和其它师资又不一样,不是说办个培训班速成班就能够解决,也不像你办个英语学校一样,几个月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出人材。学问的传承,不会那么快。高深的学问,特别是儒学,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荒江野老屋中一二素心人士慢慢商量培养出来的,不是市朝热闹之学,往往要花几代人的功夫,你看理学的形成就花了濂、洛、关、闽好几代人的功夫。其实我上网的时间也就是这两年,我就发现这几年像心兰这样信奉儒家价值的一批年轻人涌现出来了,他们有热心,有激情,有信念,有担当精神,而且活动能力也很强,我感到儒家后继有人,所以很欣慰。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快速流通的特殊时代,网络出现了,非常低的成本,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大的信息量。有了网络,志同道合的人就容易联络起来,互相交流,互相印证,也起到了书院的某些功能。实际上,书院的某一方面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可以由网络来实现。但是,书院师友同门面对面交流的深厚情谊,以及辩难的机锋体验与当下有省的悟道喜悦,网络交流是做不到的,网络最多能够提供“理入”的空间(当然与书院相比网络提供的“理入”空间也是有限的),而网络不能提供“悟入”与“情入”的空间。所以,书院不只是儒家说理论学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证悟生命存在(悟道)与同道相互“印证”的场所。刚才还有一个书院的功能没讲到,就是印证。因为人学道,自己研究了,自己弄懂了没有,自己是搞不清楚的,需要师友之间、朋友之间相互印证,这样才可以发现生命悟道中的问题并坚定信心。一个人孤陋寡闻,信心很难坚持。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需要同道之间相互印证,传统的儒家书院,就有这个功能。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以后,我们所处的状况,比古代还差,我原来的想法是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先复兴书院,但是现在发现,复兴书院,首先要培养师资人才,没有师资人才书院硬件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但问题是,师资人才不是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现在要办一个国学院,也找不到师资人才,连当初清华四导师这样的人才也找不到,更遑论鲁申公、伏生这样的经师硕儒了。清华四导师除陈寅恪外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儒者,传统儒者是像鲁申公、伏生、濂、洛、关、闽、阳明先生这样有鲜明文化传承与坚定道统担当的人。没有了这样的儒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与复兴儒家文化的最大困难。

    洪:蒋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蒋:我觉得珠海这个地方适合搞文化。由你洪先生来做,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你有这方面的能力,有办学校的经验;第二个,你有热心和信念。书院不在大,不在你有多少的学生,有多少的资源,问题是你要起愿发心,同时要有基本的能力,没有基本能力也不行。我办书院是没有资源的,你办书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比我强。平和书院刚开始小并没关系,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信念,要心诚,第二个是要聚集一批朋友,象心兰他们这样对儒学有信仰的年轻人。第三个,要有长远的打算。开始小,资源少,就小规模办下去。现在培养师资,其实就是自己学习,要自己在儒学的道路上学习,自己培养自己。比如象心兰这些人,想拜我为师,我都没正式同意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师道已坏,恢复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师道恢复后再说。还有,这个培养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儒学,特别是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一派,每个人在网络上都可以发言成为一家。现在要学儒学的人,比古代又有些麻烦,选择上的麻烦。在古代比较简单,比如在宋代,谁是当时的大儒,大家都知道,比如东南三贤——朱子、吕祖谦、张拭,大家都知道,学儒学大家都知道要找他们学,这是当时的共识。而在当时他们又是名符其实的大儒,朱子他们当时把所有的外部事物都摒弃了,一心一意研究学问。现在不一样了,在一人一派的情况下,年轻人在选择上就比较麻烦,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儒学,还是儒学的正宗。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谁不是,就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状况,所有的学说都没有权威,就算有权威也不承认,人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信息太方便后带来的问题。这样的话,比如我讲的儒学,年轻人认不认同,认同到什么程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不急,拜师的问题不急。其实拜不拜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心向学向道,学问道术本身才重要。至于问我有没有什么计划,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只是默守传统书院成规,读书、守道、论学而已。

    洪:现在由于信息的发达,你的书、你的文章很多都在网上能看到。但是如果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能有碰撞,相互之间言传身教,大家都有兴趣在一起学习,比如针对华夏复兴网上的同道,选择一些悟性比较好的,比较谦虚好学的,大概十几人左右,如果蒋老师有空,可以过来讲课。

    蒋:现在我自己身体不大好,不宜多说话,不能很长时间说话,讲课有困难。

    洪:米湾和张祥平他们都可以过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多讲。

蒋:我可以视身体情况而定。因为平和书院搞一个会讲,大家都可以讲,以互动的形式辨析学理。现在平和书院的功能可能有两块,一是推广儿童读经,一是自己学习提高。在传播普及的同时自己也需要提高,需要深入证悟体认儒学义理。平和书院不能局限在仅仅提供一个场所,自己也要提高。要提高对中学的理解,当然也应该了解西学,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阳明精舍的定位,是完全传统式的书院,它的运作方式、管理模式、功能,都是完全传统的,而且主要是高层次的儒学研习与进修,就是我前面说的读书、守道、论学,不向外。以后平和书院发现可以深造的学子,可以送到阳明精舍来。最起码我在精舍时可以来半年,到山上的目的就是读书体道,进修提高。我不下山的理由之一是,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我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读书,可能在这中间要走许多弯路。我把我二三十年体会到的道理简要地讲给你们听,你们就不用再走这些弯路了。这是分工不同。读书的方式有很多,也要有悟性,也不是下了功夫读书就读得懂的。我的最大乐趣在读书,我一天到晚都在读书,自得其乐,我现在才读明白了一些古圣贤所说的道理。

    洪:你现在道已很深了,什么时候可以下山呢?

    蒋:没有时间表,有人来阳明精舍问道,他们下山把我讲的道带下山,我就不用下山了。

学生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

    洪:你在山上可以培养君子,但能不能在短期内,开个培训班…

    蒋:君子不是办班可以培养出来的,阳明精舍是完全传统的书院,不办培训班,不培养毕业生,但可以通过高层次的学术活动影响学生,阳明精舍有儒家的精神影响力,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我并不指望阳明精舍能培养出君子,古代的书院,创办人去世以后在学术上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书院的私人性很强,这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特点。说好的话它可以保持儒学的独特性、丰富性;说不好的话,人亡道息,书院精神难以传承。所以人最重要,有其人就有其道,有其道就有其书院,道因人传,书院因人存。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摸索一种新的模式,既要保持传统的特征,又要符合现代的现状,比如说网络,以前是没有的,完全固守古代,是不智的,一些工具性的东西是可以利用的。我为什么要下山?有人去把山上的信息带下来不就行了吗?

    洪:目前情况下,能够在山上呆半年的,我相信有人,但实际上…

    蒋:实际上也没多少人。我所做的事情,是把握儒家的精神价值,还有重建儒家的解释系统。这是件很大的事,很费时间与精力。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我不能同时做这些事,又同时到大学里去讲学,去民间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去培养讲授儒学的师资,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但我知道这些事很重要,我希望有儒家的后起之秀来做。阳明精舍基本上不接待希望一般性了解儒学的人,不做儒学普及推广的工作,即使有人来,也不在多,而在质量,有那么几个人能够真正把握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能够有力地回应时学的挑战,也就够了。不要有黄埔军校的意识,因为我们不是在搞世俗的政治,世俗政治当然需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我们是做学问,学问不在人多,而在精专真诚。当然,在信奉儒家价值的人中,人的能力、偏好、取舍会有不同,有些喜欢学问,有些喜欢活动,到我这里来的就是做学问。我自己也没有兴趣与闻时政,我只是讲明为政的大经大法,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义法”。当年文中子调教魏征,也不是教他去做官。魏征刚开始是个纵横家,纵横家的目的就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即就是做官,而不管政治的大经大法。后来魏征到文中子的山上去,与文中子呆了一个月,出来后就变了,变成儒家了,虽然以后他继续从政,但从政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人头地了,而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家文化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与圣贤事业,儒家文化通过文中子的学生们复兴起来了。但现在我们也不要太乐观,这几年认同儒家价值的人好像多一点了,就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马上就会有一个改观,不会这样快。我们还得扎扎实实把儒家学理搞清楚,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有担当精神与担当能力的人才来,儒家文化的复兴才会大的改观。培养这种儒家人才要花几代人时间,要一代一代来。到朱子是第几代?濂洛关闽,是好几代了。我们现在做的是奠基的工作,道路还很长。

    洪:你觉得中国的儒家文化,复位大概要多长时间?

    蒋:这个算不出来的,儒家不算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快,可以把儒家文化复位的速度加快。只要儒家价值能够被中国的精英人物接受,首先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接受,在中国人中达成以尧舜孔孟之道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共识,儒家文化的复位就离我们不远了。

    洪:我上次也和汤恩加先生说过,就是把儒商、儒官、儒士三结合。

    蒋:文中子并没有教他的学生怎样去做官,而是用“王道”来教育他的学生,为他的学生树立高远的政治理想,这才塑造了“贞观之治”一代儒将贤臣。你说的“三结合”中,儒士最重要,一个人必须先做儒士,然后才因其社会角色和分工而为儒商、儒官,儒士解决一个人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而儒商、儒官只是儒士的社会职业分途。所以我们应该说先做儒士再做儒商、儒官,离开儒士的价值信仰与道统担当就不可能有儒商、儒官。如果中国已经有了儒商、儒官,那他已经是儒士了,他生命中已经将三者结合了,不再需要外在的结合了。不过,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儒士的文化地位要高于儒商、儒官,儒官多进入凌烟阁或忠烈祠,而儒士则进入孔庙配祀孔子。

    洪:儒家总是讲济世安邦的,你讲的这已不仅仅是修身了。

    蒋:最大的济世安邦,就是在政治中落实孔子的王官学,这是儒家最根本的文化诉求。

    洪:我到其它地方感觉不到,只有参加曲阜的会,我才感觉到,大家对儒家文化都有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内心信仰。

    蒋:儒家的生命力在民间,你的感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儒家文化的复兴现在还是比较艰难的,你如果想把平和书院办成一个儒家的道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要把你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

书院存在的意义

    洪:我到山上时,你还说你是在守道。现在不用守了,有这么多人了,所以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

    蒋:是在变化。阳明精舍是不动道场,道场有动的有不动的,平和是动的道场,可以互动。

    关于平和书院会讲一事,是学术性活动,主要的还是问难,探讨问题。按古代的传统,大家聚在一起,提出问题,互相讨论,也不要固定讲什么,关键是与会者有什么问题,我给他们解答。辩难问答,才是最高层次的学问。他们来一次,心里有好多问题,自己可能把握不太准,来求证。书院的学术成果,是师生共同创造出来的,《传习录》不是阳明写的,都是学生问学问道在一起辩难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记录下来的。《论语》也是这样。这些都是传统,如果届时我的身体允许我去平和书院,与会者中理解能力比较深的,他们可以问难,提问题,自己记下来,以后慢慢理解。书院不像现在体制内的大学和研究所,非要讲课发表论文。中国书院的讲学活动,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的,最充满灵性的,师生之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是学都是道。一个老师在上面讲,一群学生在下面听,是西式的教育,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会讲最多拟出一个题目,老师引出问题,大部分问答辩难。就是学生们来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么问题问,老师答,这样会很有效果。所以书院不能办成体制化教学的方式,老师讲,学生在下面记笔记,这些都没有必要。不要搞成现在的学术讨论会,要恢复书院的自由讲学气氛,大家想到公园里,或者想在自己的寝室里讨论问题,都可以。

    现在中国确实需要建立儒家道场,培养人才。在刚开始时,我们培养种子,以后要靠他们去传播儒学。

    洪:具体怎么操作,请蒋老师指点。

    蒋:现在从儒教复兴的角度来说,今后的确需要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中国儒学院,来培养专业的儒学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同时也培养实践儒家义理的社会活动家。传统的时代,书院是在儒教的氛围中办的,它只要好好把儒家学问做精做好就行了,不需要考虑重儒教重建的问题。现在不行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儒教崩溃了,中国文化被西方解构了,这种“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状况遍及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各个层面,现在的中国处在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文化真空”状态。所以,要重建儒教,重建中国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学问问题了,还涉及到儒家的社会实践与创制努力。学问只是重建儒教、重建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尽管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除了讲明儒家正学外,还需要开展儒教复兴的社会实践。

    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

    蒋:当然可以。我提到儒教重建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上行路线,即重建王官学,就是儒化中国政治;另一条是下行路线,在民间重建儒教社会,即重建中国现代的礼乐社会。儒教的传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的最大资源。

    为了避免儒教体制化后可能带来的腐败,即使儒教恢复了,体制外的书院照样必须存在,书院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永远是克服儒教异化的民间力量。所以,书院的建构永远会存在。对此,平和书院应该有信心,以后大家都会支持。

    洪:我以前还担心会不会有学生,现在这两位自愿辞去工作来了,所以不成问题。他们现在都愿意献身于这样的事业。

    蒋:是的。

    孔教和儒教不是一回事

    洪:香港有个孔教学院。

    蒋:孔教和儒教不是一回事。孔教是康有为当时要回应基督教而提出的。基督教是耶稣教,它以耶稣作为精神信仰的象征,所以康有为觉得中国要回应基督教挑战的话,就必须像基督教尊耶稣为教主那样尊孔子为教主,但他没想到儒教和基督教是有区别的。基督教从犹太教分裂出来后,旧约变成犹太教,新约变成基督教,虽然耶稣说自己是来成全旧约的,但实际上基督教的整个义理系统、组织形态基本上都离开了犹太教,所以新约是与上帝重新立约,耶稣的出现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孔子不是这样,孔子述而不作,宪章文武,追慕三代,孔子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三代的历史,而是要重建三代的历史,实现王道政治,所以孔子的出现并没有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不像耶稣是新宗教的教主。另外,儒教实际上已有6500年的历史,伏羲画卦,《易经》的出现就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即儒教的开始。伏羲本身就是圣王,圣王合一、道统与政统的合一就是儒教最大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儒教、中华文明已有6500年的历史,而儒教的存在早于孔子4000年,孔子只是儒教这么长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继承发扬者。如果仅仅用孔子来做教主建立“孔教”的话,就很狭隘,那孔子以前4000年的中国文化(儒教)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应该提“儒教”,而不应该提“孔教”。

    洪:儒教的英文全是Confucius

    蒋:那是西方人翻译的。我们如果翻译的话,就直接用汉语的音译就行了。西方人把儒教翻成英文Confucius很自然,他们有个救世主,就自然把孔子也比照成救世主,把 “儒教”翻译成“孔教”。上面已说,儒教在孔子之前还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孔教”不能涵盖“儒教”,所以我们应该提出复兴“儒教”,而不是复兴“孔教”。

复兴儒教的关键是它的学理、教义系统

    蒋:一个教最重要的是它的学理、教义系统,不在它的形式。现在儒教的复兴首先要在学理上复兴起来,然后才是组织形式问题。如果没有学理的复兴,只有组织形式,是不行的,因为组织形式只是特定义理价值的载体,而组织形式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回想一下,这十几年,特别是近三四年来,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多了,但多偏向于感性认识,还缺乏对儒学义理价值的深入了解。对儒教的复兴应该有三个担当:仁智勇“三达德”的担当,即仁心担当、义理担当、气魄担当。现在仁心担当容易建立了,因为中国人天然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感情,不忍自己的文化消亡。气魄担当这一块也问题不大,因为发心向学向道的多是有志青年。我们可以说,没有豪杰的气概,做不了儒家。儒家的气魄是很大的,儒者必须顶天立地,把握乾坤。我们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王官学上的争论,是道统上的争论,不是在技术层面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争论都是在最高的层次,在道的意义上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有“道在是”的气概,要有孟子“舍我其谁”的气概,要有阳明学所说的“狂者胸次”。我发现,除了我的政治儒学外,其它儒学与西学的争论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争论,这样的气魄不够大,儒者最大的气概是横渠先生的“四句教”,值得我们效法。第三个,就是义理担当,这在现在的中国比较欠缺。因为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构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义理系统都搞不清楚了,对儒学的价值都模糊不清了,到现在为止,什么是儒学,都还在争论。你们要建立一个网站也好、杂志也好、书院也好,你们究竟要复兴什么样的儒学?现在都不很清楚。你看现在的一些儒学网站,不缺乏仁心担当与气魄的担当,但在义理上则各说各的,不能深入,多是感性层面的认识,这需要再上一个台阶,深入进行儒学义理的体认与研究,力图正确地全面地把握儒学的义理价值。但是,义理的功夫,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就,要花长期的时间,不断的积累才能义理精纯通透,这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现在光靠仁心担当,光靠气魄担当还不够,还必须加强义理担当。为什么我们批评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不乏仁心担当与气魄担当,但义理不纯,有西化倾向,我们不能完全接受。港台新儒家的学问,是向启蒙价值靠拢,向西方文化靠拢,这样的话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就不能体现。这些都是义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现在义理担当是儒学复兴与儒教重建的关键。

希望有“大哉问”的学生

    心兰:那要不要以您的名义做一个网站。

    蒋:不用。我希望的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好读书静思。以后你们有什么学理上的问题,自己先思考,自己不能获解,可以来问我。我们今天的谈话是事务性的,我更希望是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如果谈话能解决一两个学术问题,才有意义,因为儒家现在遇到的很多学术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洪:那我们要不要在华夏复兴网上专门开一个问答栏?

    蒋:也不用,问的人要有一定层次。不是人人问都可以答的。为什么《论语》是经典?《传习录》是经典?都是学生问得好。学生问得好老师才答得好,问得好才可以成为经典的问答,引出重要的问题而解决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哉问”。提问必须是有层次的问,提问者自己已经把某一重要问题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认为已得其解,这样把问题问出来,就算老师回答不上来,也可以显示这个问题的重要。当然,还有其它方式,平和书院可以尝试采取一些现代的方式运作。其实我的心态完全是传统的,我的兴趣就两条:第一是专心读书,搞清儒学的义理问题;第二是有很好的学生,能够“大哉问”的学生,激发出我的思想,师生共同解决重大的儒学义理问题。这不仅是我的兴趣,更是我的乐趣。至于写文章、开学术会议甚至办书院对我来说都是责任,我看得并不是很重要。

    洪:像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蒋: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说在报纸上发个广告,招一批人来就得英才教育了。这需要长期的往来、沟通、培养。儒学不是世俗的知识之学,而是生命体认之学、天道性命之学,不是那种现代教育制度可以直接教授的,要靠自己潜沉玩索默会于心的生命体会。像孔子、阳明的学生,都是接受老师的思想后,有自己深入的生命体会,才自己真正受用。真要办儒家的书院的话,就必须自己是儒家的人。必须是子贡才会为孔子去做事情,不需要孔子讲,子贡会自己做;不是孔子要子贡去做,而是子贡自己要为孔子去做。因为他们的信念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儒家的事业。所以我常说,先有儒家的信仰,才会有儒家的事业。

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的文献综述

 

  书院已经成为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或修复了一些书院,甚至试图复办某些书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当独特的方面。书院与科举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书院是有形的,科举是无形的;书院给人的印象多是建筑,科举给人的印象多是制度。书院也有无形的制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征;科举也有有形的考场,但至今多已灰飞烟灭。书院与科举在20世纪初都被看成落后 守旧的东西而为人们所否定,但书院在当代的形象已趋正面,而科举在当代多数人的印象中还是负面。
   
一千多年间,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书院研究大家李才栋先生曾将两者称之为姐妹花。笔者认为,到后来书院与科举实际上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期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一同在20世纪初被彻底废去。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 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书院便由习进士业的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过去多数学者都认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疏离的,或者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逐渐改变了这一看法。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是宋明理学的策源地和大本营。理学作为宋以后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十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书院生存的科举时代,士人反对科举只能居于修身齐家的层次,很难达致治国境界,更遑论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们本人积极争取应举入仕, 而且不反对书院学生应举入仕,主要是劝导学生要学问、举业并重。正如最著名的书院教育家朱熹所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 反对科举在当时既不合时宜,也不现实。如果能够应举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后,往往反而可以获得更好的宣传自己学说的机会和条件。朱熹、陆九渊、湛若水、王守仁等书院大师都是考上进士之后,才有较好的学术和政治资本建立或修复书院,进行讲学布道。因此,书院治学与应举入仕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 一的一面。
    “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义学乃以端蒙养也。 书院培养的是高于蒙学程度的经世致用人才,一般也就不会与科举对立。实际上,若我们看待科举也不再像从前对待书院那样一味地否定,则承认书院兼重科举,并 不会影响我们称道书院文化。从现存各种书院志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书院都以培养出众多的举人进士为荣。越是著名的书院,其历代院长由科举出身的比例越高。 清代一般大书院选聘山长时往往以科甲为首要条件,这就如现代大学师资要求有博士硕士学位一样,因为科名就是古代的东方型的学位,是学问的硬指标和表征,为人们所信服。
   
在一千多年历史上,书院大部分时间都是藏书出书、进行教育活动和发展文化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书院原 是中国的特产,自从唐代产生后,逐步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众多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 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特点,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采用 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书院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在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化史和教 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院与科举可以说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处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与科举的命运十分类似, 两者是被捆绑在一起的。19世纪末,改革科举和书院的议论蜂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到戊戌变法期间达到高潮。康有为不仅在 1898617日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在该年73日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指出我国各直省及府州县都有书院, 多则十数所,少则一二所,可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等无用之学,请求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 为小学堂。光绪皇帝很快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这是清廷在改革科举制、废止八股文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尝试。
   
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改革科举和书院的努力宣告失败。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沉痛巨创,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到1901年实行新政,基 本上将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的各项改革都付诸实施。废止八股文、废武举,正式改书院为学堂,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历史事件。1901年将传统的中式书院改为西式 学堂,成为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的前奏。1901年是张之洞带头上奏改书院,1905年也是张之洞带头上奏废科举。
   
清末多数书院都变成应举备考机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史辞章为主,相对不重视自然科学类知识,多以应科举考试为办学目的,被人们视为与学习西学为主 的学堂相对立的旧学的堡垒,属于落后的机构和名称。而引入西学的近代学堂,则被看成是新学的象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六月间,湖广总督张之洞、 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说: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以希图膏奖,不守 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 清政府改书院的上谕就是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尽管有的新式书院实际上是在教育新学,但似乎学堂就代表进步,书院就代表落后,因此 才会将全国书院全数改掉,完全不留书院的名称。与1901年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西学仍不能根本改变科举制的强大惯性类似,从学习内容上进行局部更新,也没能够彻底改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结果无法逃避被革命的结局。
   
所谓书院改制,不仅是改掉书院之名,其实就是废止书院制度,教育的重心从中学转轨为西学。书院改制、科举停废,笔者认为都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结 果。书院与科举被废止的时代,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渐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时代。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 许多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传统事物都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冷兵器被枪炮所取代、帆船被汽船所取代、国子监被大学堂所取代,等等。因为在时代飞 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原有的许多事物已变得落伍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待骑兵、刀箭、帆船、国子监、书院、科举等东西和事物的时 候,应该历史地看其价值与作用。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古典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 逐渐转移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科学技术的内容,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 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已十分强调科技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 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被废之后的命运还有类似之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重新创办书院,但在1949年以后都又被迫改为各级学校。这与二三十年代建立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在1949年后又被取消何其相似,显示出科举与书院实际上乃命运共同体。
   
书院被彻底否定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其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负面的名词。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间,书院在大陆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旧 事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书院其实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学校所取代,并不意味着总体上应该被否定。自从书院改学堂 110年来,中国的学校教育形式从东方型改采西方型,但书院在长期的历史中积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经验和教学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也不无借鉴作用。 1923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一文中认为,书院的优点,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是没有教授的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兼采书院与学校之长,创立湖南自修大学,其教学和研究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鉴古可以知今。回顾一百多年前书院改制的历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物盈则亏,法久终弊。虽然书院制度适应中国古代社会,但时代变迁之后, 书院这种教育形式总体上却没能与时俱进,未进行积极的改革,结果最终被学堂所取代。任何教育制度都应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否则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书 院改学堂不仅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改换,更重要的还在于教学内容的更新。将旧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新式学堂,从教育制度上为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大量引 进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
    
注释:
   
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载《上海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朱熹:《朱子语类·力行》。
   
李德林:《定颖记事》卷一《立义学详文》,道光六年(1826)刻本第8页。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二《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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