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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通识教育的纲与目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2
 
甘陽

          香港大學

 

近年來,中國 大學的通識 教育有相當大的發展,但同時也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去年我應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的邀請, 與曹莉教授等合作, 在清華大學開設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實驗班。這個 實驗班的教學效果一方面使我深信 ,即使在以理工科為主的大學,開設有一定強 度和難度的人文經典閱讀通識課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實際是學生所希望的。同時,引進小班討論制對促進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明顯效果,也是特別受學生歡迎的。但另一方面,這次實驗班也使我對目前通識教育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有比較深刻的親身體會,甚至對通識教育今後的發展感覺很不樂觀。我基本認為,我們現在實際是在非常不利的社會氛圍和大學內各種不利因素我作 關於通識教育問題的演講時 ,我都用了一個比較悲觀的題目—“通 識教育在中國大學是 否可能?”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通識教育在中國大學不可能,而是說我們對於現在的各種極端不利的條件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通識教育的目標一定要非常實際,要量力而行,逐漸積累,而不宜好高騖遠,華而不實。在種種不利因素中,我認為有兩方面的現實令中國大學通識教育以及一般本科教育面臨著最大挑戰 。簡而言之 ,這兩方面分別為:

其一 ,高等教育的大眾化; 其二,社 會的極度功利化、商業化、市場化對大學造成的衝擊。前一方面令我們意識到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即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如何仍能確保大學堅持精英教育的教學要求和教學水準 。後一方面也令我們思考如何使得大學內部盡可能地相對非功利化,相對非商業化,相對非市場化。或者說,今天的大學是否仍然可能成為“書香社會”, 而今天的大學生仍然有“讀書人”的氣質和品格。

我認為,只有在對目前的形勢有充分的評估後,才能制定切實可行的教育目標 。我將於下文分析上述兩方面的不利因素,並於其後提出一些對治之策。歸納而言,我認為,在知識大爆炸的時代,課程體系應堅持“少而精”的原則,而不是走向“多而濫”的方向。此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文化傳統尤其中國經典著作在中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中,應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比重。我們所確 立的目標必 須有針對性,而迎接現實的挑戰同我們確立教育目標是二而一的問題。職是之故,我將在下文先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稍作分析。然後再闡論自己近來的一些思考。

 

一、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通識教育

據研究數據顯示,中國內地是在2004年正式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階段。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在1990年只有3.4%,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提高到 5%左右,亦即仍然遠遠低於5%這一教育學界定義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門檻。但 999 年以後,在國家教育政策拉動下,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大幅度加速提 高,在20 04年,毛入學率達到9 %,標誌著正式進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   200506年 ,中國大學在校本科生已經達到300萬人。這300萬的本科生如何教育,實在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國內大學通識教育雖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已經開始起步,但基本上是19 99年教育部建立 3 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後才正式開展,因此提倡開展通識教育的時候實際恰恰與大學大量擴招完 全同步。這對開展通識教育當然是非常不利的,因為本來就沒有通識教育的基礎 和經驗,現在又突然這樣大批量地招生,直接帶來的問題就是教育質量如何保 證。據我所知,現在全國大概只有少數大學( 如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復旦大學)基本做到本科生沒大幅擴招,北京大學目前每年本科招生數按照官方嚴格 要求是700人,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每年本科招生大體都是3,300人左右,因此這三所大學也應該是發展通識教育條件相對最有利的。其他所有的大學,例如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基本上都是本科成倍擴招, 例如,中山大學和中山醫 科大學 999年 招收本科生3,000人,0 05年 擴大到7 , 00名 ,增長 了40 %。 一下子多出來這麼多人,連安置都成問題。中山大學目 前本科一、 二年級全部學生和中山大學本部是分離的,不在廣州,而在珠海,老師上完課通常匆匆從珠海趕回廣州,因此這些本科生平時同老師們沒有太多接 觸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展通識教育的難度就更大得多。

    上述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引發一個頗為嚴峻的問題,就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 時代如何還能保持大學精英教育的教學要求和水準?對此,我個人有一些關於 開展小班教學的想法,這個問題,容後文詳論。

二、高等教育商業化對大學發展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來自多方面,既有如上所述的大眾化問題,還有高等教育高度商業化的問題。眾所周知,教育高度商業化對大學的敗壞 ,已經不只是中國內地的獨有問題,也不僅僅是中、港、台共有的問題 ,而已經是全球高等教育共同面臨的嚴重危機,所以問題更加複雜。事實上,近年來美國 社會對於美國大學日益商業化對高等教育造成的嚴重問題,已經連《 梅洛 報告―高等教育逐漸衰敗的危險》 曾引起相當大反響。這6個報告的很多作者從各個方面分析了美國大學近年來的高度商業化已經導致社會嚴重不安,例如招生方式的全盤商業化導致各校紛紛以扭曲獎學金制度的不正當方式競爭學生;  又如大學的招生廣告與學校實際日益嚴重地名實不符而誤導家長和學生; 以及為壓縮本科教育成本而日益放棄大學本科教育傳統的“小班教學制”,愈來愈多採取數百學生一堂的大課制。而所有問題都歸結為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大學日 益 把自己看成與任何商業機構完全沒有區別, 一切都只是服從市場的原則,那麼大學將慢慢失去其在社會中的崇高道德地位,大學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我們知道,前哈佛學院院長劉易士( Harry R. Lewis)去年也剛剛出版了嚴厲批評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的專著《 沒有靈魂的一 流大學 》,他的批評在很多方 面是與上面的這些批評相呼應的,該書副標題是《哈佛大學是如何忘記教育的》,也著重批評哈佛大學急於加入全球市場化競爭而忘記了大學本身的職責。 以上所說大學愈來愈像商業機構而不像大學的現象無疑在中、港、台都存在,而且比美國有過之無不及。但內地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在所有其他因素以外,國內大學最近十多年來商學院和法學院的大量增長,我認為可能是大學校園內日益功利化 、商業化、市場化,而且人心極為動蕩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在某些大學開辦的各種法律、商科或經貿各科佔到大學所有院系的一半以上,由於這些都是直接與掙錢 、特別是掙大錢有關的專業,這對學校的風氣和學生的心理有很大影響。近年商、法學院大量擴張是因為市場經濟急需,因此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後中國的商學院和法學院應該像現在這樣一直放在大學本科,還是應該在適當時候停 辦本科,轉為“後本科的職業學院”,很值得提出來討論 。我這兩年一直論證, 從大學本科通識教育的角度考慮,商學院和法學院這些應該儘快轉為“後本科的職業學院”。我個人一直認為,美國大學以往本科通識教育比較成功,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生在本科畢業以後才能報考法學院、商學院。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國的商、法學院像中國一樣是辦在本科的話,美國大學的本科文理學院及其通識教育制度多半難以維持。因為每個家庭都會做很簡單的財政計算,如果任何人並不需要經過本科四年教育,就可以直接選擇掙大錢的職業教育如商、法學院,那我們可以想像, 還會有多少美國家庭會先花四年的“冤枉錢”,供自 己的子女讀文理學院 ,然後再去讀商、法學院?為甚麼他們不投資讓子女直接 讀商、法學院?結果是可以想見的。反過來,正因為必須先讀四年本科才能報考商、法學院, 同時事實上只有最優秀的本科生才能考上精英的商、法學院,這樣就能一箭雙雕,既強化了大學本科的通識教育,又確保了商、法學院的學生必 然是受過最好教育的學生。我個人因此傾向於認為,把中國大學內的商學院和法學院轉為“後本科的職業教育”,將有利於大學本科通識教育的改善和強化,同時將會比較利於大學校園重新成為“書香社會”,而不是現在那麼嚴重的金錢社 會,比較有利於今天的大學生成為“讀書人”,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市儈氣。這個 問題兩年前我和別人討論時,大家都覺得不可能。但我現在覺得時機已經更成熟 了,因為事實上現在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法學院和商學院的學生畢業找工作已 經不容易。 就業市場開始飽和,商學院、 法學院大量擴張的時代應該結束,可 以轉為“後本科職業 學院”了。

三、大學通識教育的綱與目:從「多而濫」走向「少而精」

下面我想集 中談一下關於「大學通識教育的綱與目」 問題,亦即在高等教 育大眾化, 以及知識大爆炸的時代,通識課程體制及整個本科課程體系應該堅 持“少而精”的原則,還是走向“多而濫”的方向。我以為這是中國大學今天特 別突出的問題。這裏我想首先從一個非常具體的經驗觀察入手,來分析一下國內通識教育及本科教育中目前令人比較頭痛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課程數量與課程質 量的關係問題。我在清華大學講課期間,最令我吃驚的一個發現是,目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本科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普遍地每個學生每學期選課都在1012門之間,有些甚至更多。我認為這個問題對推動大學通識教育的負面影響 極大。我在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演講時都曾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就此把中國大學本科教育與美國大學本科教育作了一些簡單比較。例如 ,哈佛大學的學制與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完全一樣,也是本科四年, 每年兩個學期,一共八個學期。 哈佛大學的規定是本科四年要求完成 32 門課程, 其中810門為通識教育課程, 也就是每學期平均選課4門 。芝加哥大學的體制是學季制,每年三個學期,四學年共有12個學期 。芝加哥的規定是要求本科四年完成42門課程,以往規定其中21門為通識課程,近年是其中18門為通識課程,亦即每學期平均選課3.5門。我們現在可以看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本科生每學期選修的課程數量要比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的本科生多得多,幾乎是美國學生的二至三倍。這是否表明中國大學生遠遠比美國大學生勤奮用功刻苦讀書?中國大學本科的強度要求和教學質量遠遠高於美國頂尖大學呢?當然不是,實際情況只能是恰恰相反。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通常學校老師都不會鼓勵學生選太多的課,而學生實際上每學期也不可能選太多的課,因為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課程,尤其是通識課程都相當有分量,每門課都有相當的難度和強度而且有嚴格的考核要求(例如每兩週交一篇作業), 因此沒有一門課是可以隨便混學分的,一個學生每學期至多選5 門課,算是到了承受的最大極限。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學生之所以可以每學期選1012門課,恰恰是因為這些課程中有相當大比重的水分,沒有任何教學要求和訓練要求,因此可以隨便混學分。事實上,任何一個自己作過學生的人都很明白,一 個人每學期選10門課, 那麼至少其中的6門課甚至7門課一定是沒有難度和強度,也沒有甚麼嚴格要求,而是可以隨便混學分的課。如果每門課都有一定的難度和強度,同時有比較嚴格的要求,那麼沒有人一個學期可能選10門課。人的時間、精力都是有限的,可以算出來的。中國大學生為甚麼選這麼多的課,其原因相當複雜,未必都是學校的要求,而事實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近年來都在不斷減少學分要求,只不過校方減低了學分要求的 措並未能導致學生實際的選課數量也相應減少。這一複雜現象本身我在這裏暫 時不作太多分析,我關心的是這種現象對於中國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致命影響, 因為這種普遍狀況實際導致中國大學的通識課程幾乎注定是沒有甚麼教學要求,也很難提出認真要求。原因非常簡單:老師都知道學生普遍選10門課以上,因此除了在專業必修課和部分專業選修課可以對學生提出比較嚴格的要求,而學生的心態也能接受這些要求以外,其他的課如果嚴格要求,那不但不合情理,而且 幾乎是不人道的。這裏順便應該指出,雖然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都早已提出所 謂“淡化專業”並加強通識教育的方向, 但實際上“淡化專 業”基本不大可能做到,每個系對自己的專業課要求都是加強加強再加強, 清華大學這樣的頂尖理工科大學尤其如此,工科專業的課程都非常重,訓練要求非常強,因此工科學生的專業壓力非常大。 北京大學的文科、特別是文史哲這些老系,同樣專業課要求非常強 ,淡化專業實際很難落實,而且也是老師、學生都不願意的。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就是所有院系的老師和學生基本都把通識教育的課程看成是額 外的、次要的、可有可無的,最多是錦上添花的課。因此,通識教育課程目前在大學的地位基本就是所謂“老師隨便講講,學生隨便聽聽,千萬不要認真,大家 拿個學分”。 老師講得好當然好,學生也希望老師講得好,但前提是課程不能有甚麼負擔和壓力。因此造成通識課程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沒有任何嚴格的教學要求和訓練要求,幾乎按定義就是應該讓學生輕鬆混學分的。實際上,所有學生對通識課的心理預期就是通識課不能有任何壓力,否則就不合理。例如通識課一般不會有甚麼閱讀要求,即使列出一些建議閱讀材料,老師都知道學生不會讀,也不會勉強學生一定要讀。我覺得我們在這裏實際面臨的是發展中國大學通識教育 的最基本問題,即我們到底想建立一個甚麼樣的通識教育課程。一種看法是我們的通識教育課就這樣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提出更嚴格的教學要求。有人甚至會說, 中國是中國,美國是美國,中國的通識教育沒有必要效法美國大學的作法。但我以為我們不應自欺欺人。首先,中國所有的大學實際都在學美國大學, 尤其目前的通識教育更是特別標榜學習美國大學體制,特別是所謂哈佛模式。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許多大學往往學的都是美國大學比較表面外在的東西,而沒有學美國大學真正好的地方,這便是美國大學對通識教育課程的嚴格要求和嚴格訓練, 從而確保精英教育的水準。其次,我覺得更不能自欺欺人的是,我們必須看到, 不同的通識課教學方式在質量上不可同日而語,就目前而言,差別就在於中國大學生的課程雖然比美國學生多得多,但基本訓練比美國學生差得多。這種差異至少在三個方面特別突出:第一 ,閱讀量和閱讀訓練。美國學生通識教育課程的閱讀量要比中國學生大很多倍,中國的通識課現在基本沒有閱讀量,或閱讀量極小, 或根本沒有要求。有人認為現在是圖像時代,不應該再要求學生大量閱讀,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 閱讀量是最基本的思維訓練,放棄閱讀量要求,就是放棄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 正因為是圖像時代,更要加強大學本科期的閱讀量要求, 否則日後學生就可能變成完全缺乏思維訓練的廢人。

第二,閱讀的內容和質量。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的一個最基本內容是經典著作的閱讀,因此美國本科生通常都比較扎實地閱讀過十幾種比較重要的經典原著。 但中國大學長期以來本科生基本不接觸原著,都是上很多“概論”,許多大 學生四年畢業從來沒有認真讀過任何經典原著。讀不讀經典原著的差別是思考深 刻與膚淺的差別,中國本科生比較缺乏深刻思考問題的能力,就是因為沒有真正 親自接觸過深刻的思想,都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多。

第三點和小班討論制有關。小班討論有利於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討論問題的能力。我在清華大學開通識課時,在進行小班討論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國內學生相當普遍地不善於用比較短的兩三分鐘時間提出一個論點,而是習慣於長篇大論,半小時還不清楚到底要說甚麼,至少別人聽不懂。許多學生往往一個人說個沒完,不讓別人講話,不善於尊重別人。但後來逐漸有所改善,在討論時學會了互相尊重。可以說,小班討論制對於訓練學生是很有必要的。我認為,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要保持大學精英教育的教學要求和水準,應該特別採用“小班討論課”制度來保 證本科教育特別是通識教育課程的質量。這在最初看上去很不實際, 因為學生這麼多,分小班自然更困難,但我以為中國大學有一筆很大的人力資本尚未動用,這就是大學的研究生。 事實上,中國大學的研究生比本科生擴招得更厲害,例如中山大學從1999年到2005年本科生增加了40%,但同期研究生增加了40%。事實上, 現在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等很多學校的研究生人 數都已經超過本科生。我們知道,美國大學通識教育普遍採用小班討論制,其前 提就是大量用研究生作助教來帶領本科的小班討論,但中國的研究生基本都不參與教學。因此,我認為中國大學同樣應該建立研究生作助教的制度,來開展通識教育課程的小班討論課。 這裏的關鍵在於,應該把助教制度本身看成是培養研究生的重要方式,而不應該看作單純的打工和額外負擔。國內研究生大量擴招以後,研究生本身的素質同樣存在很大問題,許多研究生本身基礎薄弱,助教制度既可以強化研究生的基礎訓練,同時也培養研究生主持討論班的能力,包括綜合問題的能力、清楚表達的能力、與人溝通的能力、批改作業等判斷能力,以及以後獨立授課的能力,這些恰恰都是國內研究生現在普遍缺乏訓練而往往能力很弱的方面。據我所知,復旦大學最近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就已經開始採取以研究生 作助教帶領小班討論的制度, 清華大學的通識教育核心課程也將採取以研究生為助教的制度。我相信這個方向是很有希望的。總而言之,我個人認為,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發展應該有比較高的追求,同時需要提倡“寧拙毋巧”的原則,亦 即寧可在每一門通識教育課程上多下笨工夫, 而不是貪多求快地追求通識課程體制的齊全完備。具體地說,我主張通識教育課程的數量要少而精,但每門課程的質量要求必須高而嚴。 但目前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中國大學往往把精力放在不斷擴大通識教育課程的數量上,事實上現在國內大學的通選課數量普遍比美國大學多得多,例如哈佛大學一個學年可選擇的通識課程大體在100110種左右,芝加哥大學的通識課程數量更少,與此相比 ,北京大學有300多種通選課,武漢大學也有將近300種通選課,而不少大學的“發展計劃”中 都有計劃在若干年內達到建立通選課200種、400種或600種, 甚至1,00 0種這樣的藍圖。 誠然,我們並不籠統反對通識課的數量,但通識教育的好壞顯然不在通選課的數量,而在這些課程達到甚麼樣的教學要求和質量保證。從近年國內的情況看,目前對通識教育似乎有一種普遍的誤解,亦即不是把通識教育課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課程和基礎學術訓練,而是把它僅僅看成是在主修課以外“擴大”一點學生的興趣和知識面,似乎通識教育目標就是“甚麼都知道一點”,因此可供選擇的通選課門類愈全、課程數量愈多,通識教育就搞得愈好。由此就不是有效利用目前學分 有限的通選課來著重建設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而是片面追求不斷擴大通選課的 範圍和數量,這是抓目不抓綱的做法。目前的實際結果往往是,通選課的數量愈多,學生就愈不當回事,因為反正不是主修課,而且一般都很容易混學分,各院系對這些通選課同樣不重視,學校本身也不重視。如果繼續按照這樣的方式去發展通識教育,我覺得再過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甚麼結果。一般地說,任何大學都不難建立一套所謂的通識教育課程體制。事實上,今天中、港、台幾乎每間大學都可以拿出一張非常漂亮的通識教育課程安排,且理念都非常先進,符合國際潮流,但實際上到底有多少華人大學建立了比較扎實的通識教育基礎和傳統, 恐怕又另當別論。就內地而言,由於現在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建立文化素質教育課程,不少大學為了應付檢查或評比,往往急於制訂一個特別符合所謂“哈佛模式”通識課程體制,把一共只佔本科全部學分不到十分之一的通選課切割成五大類或六大類 。形式上看門類齊全,非常完備,但問題在於這究竟能達到甚麼樣的通識教育實質效果。事實上,最近國內不少教授對我表示,他們很擔心“通識教育”這個名詞正在變成貶義詞。我曾在200 6年發表的《大學通識教育的兩 個中心環節》中提出,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應該力戒形式主義和外在模仿,不宜 把太多的精力耗費在設計表面漂亮的總體規劃和面面俱到的學科分佈上,而應集中精力探索通識課程的教學要求和教學方式。比較扎實的作法是 ,首先建立少數有一定強度要求和難度要求的“核心課程”,同 時建立“助教制度”來發展“小班討論”的教學方式。這裏的關鍵不在有多少門“核心課程”,而是在於“核心課程”應該提出甚麼樣的強度和難度要求,如果沒有一定的強度和難度要求,那 麼所謂“核心課程”就仍然只是徒有其名,不成其為“核心課程”。在通選課數量已經很龐大的情況下,有必要考慮“通識教育的綱與目”的問題,亦即應該區分主次。在數量龐大的通識課程中,確定少數核心課程作為全校必修的重點課 程,這些課程要有一定的強度、 難度和訓練要求,因此值得集中人力、財力重點發展。簡單地講,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道路 ,由於是在沒有傳統、沒有積累和沒有經驗的條件下從頭開始,因此不應該走沒有任何教學要求、沒有任何訓練設計的“通識教育大雜燴”,而是應該將在有限的學分時間限制下精心設計少而精的幾門“共同核心課程”作為第一步 。要以綱帶目逐漸形成配套課程,而不是氾濫成災地弄一大堆泛泛的“概論”式選修課或隨便聽聽的講座課。

四、對設置通識課程的初步設想

基於對中國高等教育現狀的觀察和思考,我認為在建立通識教育課程方面可以嘗試的方式是,首先著力設計以下五類“共同 核心課”作為通識教育課的主幹:

(一)中國文明史

(二)中國人文經典

(三)大學古代漢語

(四)西方人文經典

(五)西方文明史

上述每個門類下又有許多科目,比如 ,在“中國文明史”門 類下,每學期 可以同時有七八種或更多具體科目,有人講先秦, 有人講兩漢,有人講唐宋,有人講明清,可以由學生任選其中一門,且完全可以同一科目由許多不同教授同時講。每一科目都應為一學年連續兩個學期修讀,重要的是,在課程內容的設計 和講授方面將集中閱讀少而精的經典著作擺在首位,盡可能擺脫“通史”或“概論”的講法。中國的大學本科多年來習慣了“概論”加“通史”的教學 方式, 例如,哲學系先來一 個“哲學概論”,再來一個“中國哲學史”和“西方哲學史”;文學系則先來一個“文學概論”,再來“中國文學史”之類。這種課往往老師講得大而化之,學生聽得也是大而化之,年復一年,導致實際上可老師本人都從未在任何經典上下過工夫,而學生在本科時期更是幾乎很少深度閱讀任何經典。結果是老師埋頭大汗地羅列甲乙丙丁,學生則無可奈何地死記硬背考試要點。這種教學方式必須加以改革,應該讓本科生從大學第一個學期開始,就直接進入經典文本閱讀,例如,如果第一個學期用一門課集中深入閱讀《孟子》或《莊子》,效果要比用一個學期教半部哲學史好得多, 因為經過一個學期的強化深入閱讀《孟子》或《莊子》後,這些學生以後就可能有能力自己去閱讀其他的經典原作。 反過來,一個學生用兩個學期上完了全部中國哲學史,看上去好像甚麼都知道了,實際卻是甚麼都沒有真正讀過,很可能仍然完全沒有能力閱讀任何經典原作。 重要的是,要通過一門深度閱讀的課來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思考能力和寫作能力,而不是要一門課滿堂灌地講上千年的哲學史或文學史。事實上,編寫出來的各種哲學史、文學史之類都受編寫者的很大局限,其價值是不能與經典原作相比的。我以為,只有首先努力 建立這樣高標準嚴要求的“共同核心課”作為通識教育課程主幹,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才會有靈魂和“綱”,才能真正走上可以逐漸有所積累而成熟的軌道,從而形成自己的傳統,否則必然是永遠無所積累而不斷流入泛泛的膚淺課程。如果先確定核心必修課, 則其他的可以作為通識選修課。 總之,寧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濫,這樣才能逐漸形成通識教育的傳統。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以綱帶目”,而避免“有目無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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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类院校中的通识教育:现状与问题 ——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 201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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