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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人文精神与通识教育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3-12
 
玉良*

旦大

 

我其實已經來過兩次香港中文大學,這次是第三次,但以前停留都沒超過兩小時。現在當復旦大學的校長,我趕緊把握機會到香港來。首先得向香港中文大學致謝,因為香港中文大學跟復旦大學有著非常長久而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在這裏代表復旦大學向在座各位、向香港中文大學表示感謝。

「大學的人文精神」和「通識教育」事實上有相當類似的地方,它們是有關聯的,但為了讓大家理解我以下的講話,我先把這兩件事情分開表述。我得先抱歉地說,我並不是一位人文學科的學者,我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在人文方面懂得並不多,只是感覺人文學科愈來愈重要,所以也來討論一下。很多人說內地有形形色色的問題,但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這使我成為復旦大學校長以後,即使是作為一名自然科學家,也鼓起勇氣來談談這個問題。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前校長金普頓(L. Kimpton)說過一句話,正好表達了我的心態。他說,他在大學裏扮演著一個能說會道的博學家角色,很多時候,對於不瞭解的事情也得裝作全懂一樣。   

這就是我現在面對的情況。另一方面他也說,有些事情不但要學習,還要學得很透徹。我相信任何一位大學校長,只要不是教育學出身,尤其不是高等教育出身,都會面臨這麼一個脫胎換骨的時期。

一、大學當前最大的問題:人文精神的缺失

首先,我希望強調人文精神。我曾於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幾乎跑遍內地每一所有影響力或是在某一方面有專長的大學,深深感受到人文精神的缺失,而且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嚴重。但是,與此同時,西部地區大學的行政化又比東部的嚴重。某些地方政府會安排親信擔任大學的一些職務,如處長等。大學行政化的問題不是今天的討論重點,但人文精神的缺失並不是今天才發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上海有一班學者,主要是復旦的學者,就發起了一場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

為甚麼要開展這樣的討論呢?那時候內地市場經濟勃興,社會急速轉型,也就是從一個未開放、傳統的社會突然轉變到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本特點的社會。這一方面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物質生活的飛速改變,但同時也出現了一個問題:精神思想價值觀的多元化。多元化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社會必須有一種主流思想。儘管我們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氣,希望讓馬克思主義成為大家的基本主流思想,但實際上還沒有形成。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變成中國佛教大概花了一千年的時間。但是馬克思主義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變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我們不清楚,但是還沒完全中國化時,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們的傳統文化破壞得非常厲害,這使

*     復旦大學校長。

**    本文為作者於200997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大學的人文精神與通識教育」之演講稿。

當時的年輕人無所適從。所以,內地這幾年興起了讀經活動,希望再建立傳統文化。但是,簡單地讀經恐怕不是弘揚文化的好方法。1818年黑格爾(Hegel)就任柏林大學(BerlinUniversity)教授時說:「對日爾曼民族來說,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我沒仔細查過這荒疏是有多久,但現在的社會又太沉浸忙碌於現實,馳鶩於外界精神。我們應該從這種狀態轉回到自身,也就是說應該徜徉於自己原有的精神家園當中。中國現在就是這麼一種狀況。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有學者認為,只要好好地經營,認真地做,照胡錦濤的說法是「不折騰」,要使一個社會、一個民族變得富裕並不太難。但是,要建立一個精神上健全的社會,就困難得多。

我再進一步說,建立一所有品味、有精神的大學,這比甚麼都難。哪怕你拿了諾貝爾獎,哪怕你有很多的科學成果,但是如果沒有品味的話,這所大學不能擔當起它的任務—吸收全人類的優秀文化,傳承中華的優秀文化,並以此培育優秀人材。所以,得先談到人文精神。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人文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人文精神。早在《周易》就有這麼一句話:「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裏就有教育的意思,一定要教育以後才能成天下。由此可見,中國的人文歷來都和教育連在一起,希望通過人文教化來達至社會的文明與和諧。在現代講求技術化的社會裏,人文精神跟教育的關聯應該愈來愈緊密。對科學家來說,科學主義、技術主義是非常危險的。十年前,我是個非常典型的技術主義者,我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隨著年紀增長,比照現狀,我發現問題並不像我原來想像的那麼簡單,所以不得不學其他東西。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Jaspers,1991)說過,大學是學術勃發的場所,也是教育新人成長的場所,所以大學必須具備幾項東西:

(一)教育的本質:對終極價值和絕對真理的追求是文化的積澱

向終極價值和絕對真理的追求是一切教育的本質。一些哲學研究者認為,絕對真理並不存在,或者不清楚終極價值到底在哪裏。但是要注意,教育必須從終極價值及絕對真理出發,給學生理想。理想是甚麼?是「心嚮往之」卻「不能至」。如果是這樣的話,為甚麼還要有理想?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燈塔,它照亮我們腳下的道路,使我們不致在紛雜的世事中、世風流俗中迷失方向。大學是積澱文化的場所,尤其是人文精神的積澱及傳承,同時吸收了世界上人類所有的優秀文化。因此,大學不能常變。我們一天到晚說改革,說得太多了。天天都改革的社會不是好社會,這只能說明它還不夠穩定(stable),是一個動亂的社會。對於現在的大學來說,我相信堅守歷史使命比改革更重要。

(二)回歸大學的使命和精神比改革重要

我們已離大學應有的使命和精神太遠了。大學當然要仰望星空,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大學是作為一個專門的機構去思考未來的事情。事實上,當今市場經濟使社會變得比較功利,不少大學缺乏長遠的規劃。比如說很多大學校領導也只是看學校發表了多少篇SCI論文、重點實驗室增加了幾個、產生了幾個院士,以及運用各式各樣的指標,如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簡稱SCI索引)、H指標(H-index)等等去評核教師的水準。這有點像文化大革命時大寨大隊的生產隊長,為每位教師評工分,評價教學水準。但學術表現(academicperformance)和真正的大學精神及使命卻被擱在一旁,所以我們必須清醒地知道,大學不僅不可以隨波逐流,更加不能對世風惡俗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堅守人文精神和文化傳統

大學應該是社會的清醒劑、清潔劑。這幾年,國內外大學都有不少失範的地方,如學術造假。這不單中國獨有,全世界也揭發了不少學術造假行為。早前一段時間,我讀到一篇《環球時報》上的文章,美國做了一項針對學術失範的不記名調查。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教授都有不同程度的學術失範行為,可見學術失範並非地域性問題。我個人認為學術失範恰恰跟全球各大學採用美國模式很有關係。美國社會本來就充滿競爭,在乎文章的數量,於是發明了所謂的SCI索引和H指標等。這些指標傳到中國以後,問題就變得相當複雜。一些不良的社會現象、政治體制上的缺憾、官員不到位等問題跟這些指標湊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比任何時候都糟糕的學術評價方式,毒害整個學術氛圍,所以大學需要一道精神圍牆,尤其在民族危難、社會失範時,大學對人文精神的堅守就顯得非常重要。

大學應該成為社會思想和文化傳統的中流砥柱。正如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先生所說,大學裏,知識誠篤是特別重要的德性。這無論對教授、行政人員、學生來說,都非常重要。在這個前提下,知識的誠篤和學術的純潔性才可能建立起來。從長遠的意義來說,這樣才能堅守文化真諦。大學失範的地方到處都是。有時候走進一所大學,感覺它不像大學,到處都拉滿了橫幅廣告,把大學的神聖感、靜謐感都趕走了,所以我說,大學的人文精神對當前內地而言尤其重要。

(四)兩種文化:科學文化跟人文精神同樣重要

另外,科學精神同樣重要。1956年,斯諾(C.P.Snow)發表了有關「兩種文化」的演說。他把一種文化稱為「科學文化」,另一種稱為「人文文化」,兩種文化缺一不可。人文文化是一種人文的情懷和精神,是善和美,是對人的終極關懷;科學文化是一種求真務實的精神。這實際上已引出了我們通識教育的內容。

三、為甚麼要推行通識教育

大學為甚麼要進行通識教育?我引用艾倫(D.W.Allan)的一句話,他說,「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備道德,那麼,我們就為社會創造了危害(艾倫,2005,頁7)。」但是,內地對此的真正認識還不是很深刻。我們有時候用了些過於簡單的表述作口號,如培養通才,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使我們思考不清背後複雜豐富的內涵。所以,當大學堅持做通識教育時,校長和領導層就需要想清楚發展的方向和路徑。

(一)通識教育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探索精神

我們學校第一屆接受通識教育的學生已經畢業了。最近我追溯了復旦大學在推行通識教育過程中的所有檔案,以及所有學校領導的講話,發現了一個傾向,那就是把通識教育簡單地理解為為理科生提供一般文科知識的普及教育,同時為人文社科的學生提供一些化學、物理方面的知識。這是非常錯誤的看法。實際上,通識教育涉及人類教育的本質問題。英國哲學家羅素(B.A.W.Russell)認為,早在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圖(Plato)已意識到,教育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傳播過程,尤其不是一個知識的普及過程,更不是一個把深奧的知識淺薄化的傳播過程。如果這樣做的話,通識教育就走上了歪路。所以羅素說,大學要培育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以及不帶成見或偏見的探索精神。如果完成不了這塑造精神的任務,大學就降低到只會灌輸知識的水準。教育是要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學會獨立思考,注意不是教師去幫他思考,而是教他獨立思考的方法。所以你得告訴學生,老師也會犯錯,校長更會錯!但現實上,有不少人仍然認為,年紀比你大,總會比你對;官比你大,就是比你正確。這種潛移默化的思維實際上影響了年輕人的思想,這是極其糟糕的事。

(二)專業教育並非通識教育的對立面

中國古代教育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作教育的最終目的,我們常以為通識教育會跟專業教育構成矛盾。愛因斯坦(A.Einstein)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他說,以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人只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我曾經在《人民日報》採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說:「科學家不應只是一種會從事科學研究的機器。」專業教育的不足之處在於不能使人內心和諧發展。最基本的教育是使學生對正確的價值觀有所理解並產生熱烈的感情,必須在美和道德上有鮮明的辨別力。中文大學一直強調要使學生真正成為有教養有文化的、成為社會上負責任的、自覺而實行的一份子,這比甚麼都重要。但現在,即使在中長期發展教育的規劃裏,對大學的要求更多的是強調培養出來的學生必須適應社會具體的需要。於是,大學的專業教育根據這些需要去設計,背後隱藏著過強的功利色彩。也就是說,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放到造船廠,就馬上能造船,放到煉鋼廠,就馬上能煉鋼,這是教育理念的錯誤。所以社會上不乏這樣的人,他以自己的化學知識去合成、去設計一條非常經濟便宜的合成路線,然而,他也可能去合成毒品;也有些生物學家餵黃膳吃避孕藥,使鱔魚失去生育能力,變得又粗又壯;又有人把白木耳用硫磺熏一熏,使白木耳特別地白,非常漂亮。這些就是純粹的專業教育帶來的不良後果。我們對怎樣使學生理解價值的意義,使他們理解任何技術都是一把「雙刃劍」,加強辨別美和道德的方法等研究都做得不足夠,這是我們必須加強的地方。

(三)通識教育的特點

1.   通識教育應同時傳遞科學與人文的精神

究竟甚麼是通識教育?我認為通識教育應該是能夠同時傳遞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通識教育不是娛樂版的知識普及教育。修讀通識課的學生來自不同專業,教師因應學生的程度,很容易顧此失彼,最終只得保險地取個平衡(average),不然就會被同學投訴了。如果傳輸給學生的是娛樂版式的普及知識,那不叫通識教育。哈佛大學(HarvardUniversity)文理學院前院長羅索夫斯基(H.Rosovsky)說過,「哈佛不同專業的本科生之間的交談,必須高於閒聊的層次。」如果停留在閒聊的層次,這是很危險的。如果通識教育沒做好,那麼會變成怎樣?學生參與不了專業會議的討論,卻在茶餘飯後跟大家滔滔不絕,這不是我們所要的結果。通識教育不是培養學術研究的「業餘愛好者」。通識教育應該傳遞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所以我不同意把通識教育簡單地理解為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的根本是教導學生求善求美,科學是教導學生求真求實。通識教育必須要有專業教育的支撐,只有當兩者相融合,才能培養出完美的、具有完整人格的學生。

2.   通識教育應該展示不同的文化和思維方式

第二點,通識教育應該展示不同的文化,不僅僅是各民族的文化,還包含不同學科的文化和思維方式。世界是豐富多彩的,由於歷史傳統的不同,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不認同所謂的「文明衝突論」。如果世界只有一種文明,人類會走向末日。不同的文化應該和諧共處,它們都有好的成分,當然也有落後的成分。這就像基因一樣,單一化以後,整個人類的文化就會倒垮。最近我在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InstituteofTechnology,簡稱Caltech)舉行的「環太平洋校長會議」(APRUMeeting)上,遇見一位日裔美籍的年輕教授,他舉了一個例子。他是從事理論物理研究的,從前他在日本時,每個月都急切盼望讀到前蘇聯的數學和理論物理雜誌,因為他認為雜誌的每一篇論文都有巨大的價值。但現在他根本不看,認為糟糕到沒人要讀了。這位教授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在日益平坦化的當今世界保持不同民族文化及智慧的多元化?如果不能保持這種多元化,對任何的創新活動都不利。大家該注意到目前的危機,全球大學,包括內地的大學,都在美國化。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說,中國要辦世界一流大學,絕對不應是歐美大學制度的凱旋。我們有很好的教育傳統,就像日本的大學跟歐洲的很不一樣,也跟美國的很不一樣。大學實際上反映了該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大學就該有中國的文化特色。

除了地域文化外,不同學科也有不同的文化。研究歷史、數學、化學、生物學的思維方式並不一樣。通識教育的關鍵在於,讓學生去瞭解當今世界上除了地域和歷史文化的不同外,也有不同的學科文化。另外,每一個學科都有獨特的思維方式,你得讓學生瞭解這套思維方法,而不在於讓一個文科學生能夠計算化學的反應。

季羨林先生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是一種悟性的文化。悟性文化適合於研究非常複雜的問題,這樣的問題需要綜合判斷才整理出條理的範圍。如果問題已經獨立出來,割裂得很清楚的話,這個時候需要的是邏輯的理性推理。但是當今世界很多事情並不能以簡單的形式邏輯推演。所以季羨林先生說,二十一世紀應該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成為全世界的主流文化。我個人並不完全贊同這句話,即使要成為主流文化的話,那麼必須是中國悟性文化吸收了古希臘傳統的理性精神及邏輯思維以後所產生的混合文化,這才是二十一世紀的主流文化。世界上的文化從來不是輪流坐莊的,而是某個國家的文化吸收外來文化以後組合成新的文化,才能主導世界。好比唐代的中國吸收了西域傳來的文化,揉合以後才能成為主導文化。因此,我們得讓學生知道世界不同學科、不同國家的思維模式。

3.   通識教育應充分展示學術的魅力

第三方面,通識教育應該充分展示學術的魅力。我們要求學生關注人類的命運、社會的發展、百姓的疾苦,課程就要展現這些基本元素。但是要展現、處理這些人類的基本問題,瞭解這些知識和背後的功能等等,沒有專業思維支撐的話,很難實現。通識教育的對立面不是專業教育,而是職業教育。職業教育是這樣的,你讓他加入司機的行業,你叫他去開車就行了。通識教育不是這樣。通識教育一點都不排除專業教育,所以大學必須給學生非常基本的專業知識訓練,賦予大腦邏輯推理和論證複雜問題的能力,理解不同學術專業思維之間的差別,它們的複雜程度,不同的潛力,不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讓學生感受到任何學科都有它的學術魅力。如果不能達到這一點,那麼接受過通識教育的學生也只可能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業餘愛好者而已。但我們培養社會各行各業精英分子的學校,不可能只培養學術研究的業餘愛好者,所以必須要有艱深的專業知識。

(四)通識教育的實踐─恢復書院制的施行

通識教育具體該怎麼做?雖然這不是今天討論的主題,但我覺得在中國恢復書院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這在中文大學已經實行了好多年,我們也學著實行書院制。從歷史上看,除了科舉制度以外,實際上另外一種中國的教育制度就是書院。科舉制度並不完全是壞的,只有到後來明清時期才出現問題。原來的科舉制度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官制度。至於書院制度,則是真正的通識教育。書院才是我們現在一直強調的小班教育,老師和學生打成一片,一起討論問題、啟發式教學等等。有些教育研究工作者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羅列了很多東西。但我認為我們現在幾乎沒有很好的教育家,至少在內地沒有。一些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院寫的文章,我認為根本沒有太大的價值。我這個話說得非常厲害,也希望那些學者來跟我進行爭論。中國對教育不是完全沒有研究,但有深度的教育研究卻不在教育學院、教育學系,也不在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而在中文系和哲學系,這是一個悲哀。回想一下歷史,新的大學制度被引入中國,在北大、清華、復旦建立起來以後,書院就被廢掉。但是剛剛廢掉沒多久,胡適和蔡元培馬上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所以胡適說:「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引進洋學堂這種體制,並沒必要把書院全部廢掉,但現實上卻恰恰被廢掉了,結果所有大學都完全變成了洋化的大學。胡適、蔡元培、梅貽琦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在辦學過程中,他們都力圖把中國的書院精神和現代大學揉合起來。因此,北大、清華等大學還可以保留書院的精神。我今天不想詳細討論這方面。但當時北大、清華等等的學校章程和很多規定都非常清晰地表明這個意思,希望把古代書院精神跟現代的大學聯繫在一起。正因如此,我們復旦也在復辦書院。但不可能把古代的設置簡單地搬到今天,所以我得向劉校長好好請教,中文大學有辦書院的經驗,我沒有經驗,我只是參觀過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但只得到情感上的激動而已,我不知道具體的做法。很多人研究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我看過以後,感嘆古人之睿智,能培養出這麼多人才。但今天該怎麼做才能跟現代的大學制度契合?這很不容易,我要向劉校長和中大的老師請教。

(五)通識的任務

進一步說,怎麼樣去完善相關的書院制度?我們在這方面還只是一個開頭。首先,恢復書院制不是復古。如同蔡元培先生所期待的,要把中國的傳統教育精神結合到現代的教育道路上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形成所謂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有人認為加上「中國特色」這四個字代表了大學的落後。但其實不應是這麼一回事。我想引撒切爾夫人(M.H.Thatcher)當首相時的一句話,這句話我一直牢記在心。她說:「你們不要去談中國威脅論,我告訴你們,中國不可能對世界造成威脅,原因只有一點,因為中國從來沒有思想和文化的輸出。」說實話,中國並不想稱霸世界,但中國也不能老是被誤解。其實,諸如達爾富爾的問題中國處理得很不錯。我們支援非洲,就有人說我們另有所圖。我們只不過想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展,希望把奧運會辦成全世界人民的一個節日。但是好多人反對,反對的人不一定都是反華分子。為甚麼?我又想起另一句話,當年我去德國做博士後,當時德國聯邦總統赫爾佐克(R.Herzog)請我們到官邸飯聚。他問了我一句很重要的話,他問我學德語了嗎?我說沒學,因為研究所裏的教授跟我說講英文便可以了,沒必要再到歌德學院去學德語。總統說這看法錯了,德國人認為,只要世界哪個地方有人會說德語,哪裏就有德國的利益。這一點中國人在做,孔子學院建了這麼多。但是總統第二句話我們就沒做到,他說,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只要知道一點點康德(I.Kant)、黑格爾,他就知道德國人是怎麼思考問題。這點我們還沒做到。在內地要做到這一點,誰來做?不能在研究所,只有在大學做才能成功。大學有這麼多學生,這些學生跟世界各地的人接觸,大學跟外國的大學互有來往,而且都是不斷的溝通合作。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作用將會愈來愈大,所以我覺得通識教育背後隱含著一個重要的任務:建立一個在全球視野下宏大的、中國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戰略。然後,讓我們的學生、教授、教師,能夠在這個方面起到我們該起的作用。

我相信,在後面的交流當中,劉校長和其他同仁一定會給更好的意見。我最後想說明一點,一開始我就說,中國的大學現在有很大的問題,有不少失範的地方,更關鍵的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但我是樂觀的,因為我相信只要堅守大學精神,不辱大學的使命,那麼就一定能夠回歸到正確的大學之道。正像某位學者說,如果大學連自己都拯救不了,你還能拯救誰?如果大學連自己都教育不了,還能教育誰?所以我相信,大學自己能回歸到正確的大學之道。

謝謝大家!

 

 

楊玉良院士與劉遵義教授對話

主持:

謝謝楊校長的精彩演講,接下來的環節是由楊校長與我校劉遵義校長就今天講的這個主題進行對話。請兩位上前就座。

 

 

劉遵義:

首先,讓我們再一次用熱烈的掌聲感謝楊玉良院士非常精闢的演講,謝謝!

楊校長在剛才短短的演講中,能夠把「人文精神」跟「通識教育」的關係深刻精到地剖析出來,令人佩服。他說,通識教育並不是娛樂版的普及教育。各種各樣的知識,有一點認識,也不叫通識教育,真是個一針見血的高論。

我自己的專業是經濟,對於人文學科認識也不深,但是既然要回應楊院士,不得不班門弄斧了。我非常同意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它的確是傳授人文精神、實現大學理想的一個重要課程,我們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以來,就十分重視通識教育,我們深信在專業知識之外還是需要有通識教育的存在。

中大的校訓是博文約禮。博文就是要博覽群書,學貫中西,希望我們的學生都有廣闊的胸襟、有識見,能獨立地判斷,同時也尊重真理。約禮,就是尊重真理,堅守誠信跟道德,同時有包容的精神。我想這個就是約禮。要博文約禮,才能夠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校訓講得很明白了。

目前,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主要分為書院通識跟大學通識教育兩個部分。大學通識教育有四個必修的範疇,包括「中華文化傳承」、「自然、科技與環境」、「社會與文化」和「自我與人文」。這四個範疇根據我們新亞書院先哲君毅教授提出來的人文價值而訂定,包涵了學生必須涉獵的人類至善關懷方向。書院通識是透過少量學科、小班教學與多姿多采的活動,還有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互相觀摩、互相交流,通過老師以身作則的方式,來傳授人文的理念、價值觀跟精神。我想以身作則是很重要的,中國也講究「身教」,書院理念就是透過這種非形式教育來跟學生接觸。能夠把這些價值、理念在不經不覺之中傳授給下一代,比每天教學生該怎麼做還要重要。因此,「身教」也是很重要的方向。

除此以外,我們亦認同跨文化、跨種族理解的重要性。我們的使命是要結合傳統和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不單學術方面是這樣子,在價值觀、人文方面也希望能做到這一點。在香港的大學學制由三年改變為四年的關鍵時刻,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將增設一門必修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以小組形式進行。同學們需要閱讀超過二十本經典著作的精選部分,深入討論並寫作論文。文章經典取材自中、西、希伯來、伊斯蘭、印度文化的經典,讓學生思考不同文化,以及面對人生、社會和知識的基本課題。所有社會都會面對一些相近的課題,但卻有不同的看法,不能簡單說哪個看法是對是錯。我們必須認識和理解不同的看法,單就「通識」已延續幾個世紀的討論,我們要引領學生,瞭解通識教育的理念。希望學生能夠透過深度學習,理解不同文化面對共同課題時的價值取捨和路向。我們不能教他們價值觀的對錯,只能讓他們自己來判斷,作一個取捨。我們只能提供學生接觸豐富多姿的文化資源的機會,讓他們能夠自我反思,認真思考自己的生命價值和取向。

剛才楊校長提出學科與學科文化。他說每個國家有獨特的文化,這點我很同意。但是學科文化應該是普世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好比說數學只有數學,沒所謂中國的數學、美國的數學、德國的數學。我們要明白學科文化是普世性的,但是與國家地域有關的文化傳統則不一樣。我舉個例子,十九世紀張之洞先生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到今天還沒有做到。但我認為日本人基本上做到了。比如說,日本現在已科技發達,非常現代化,但整個社會,市民待人接物的態度,還是非常日本的。日本基本上是做到的,但是中國沒有做到,能不能做到還是一個疑問,這個得大家去思考。我們完全贊成通識教育應該同時傳遞科學與人文精神,剛才所講的四個範疇已經表明了通識教育課程包括科學和人文的元素。

中大未來的通識教育基礎課有兩個主題:一個是從不同文化探討「何謂美好人生、理想社會」等引發學生人文思考的問題;另一個主題是讓學生瞭解在不同時代跟不同文化中的人類如何探索和認識自然。在探索和認識自然之後,明白探索過程中所面對的限制,反思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在大自然之中,做了甚麼」,「拯救自然的方法」,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問題。我們希望在這種基礎課程之中,能展開學生與人文傳統跟科學傳統的對話,為學生日後的主動學習、自我反思及自我完善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不能光靠大學來促進、提倡人文精神。文化、人文精神的培養,要從小學做起,等到進入大學再去教學生有關的價值觀、道德概念,已經有點晚,雖不是不可能,但大學的通識教育不應背負這樣沉重的任務。

 

楊玉良:

我有這麼一個例子正好說明這個事情,內地的教育早一陣子經常出現一種情況,那就是在小學階段教學生愛國主義、科學發展觀等;然後到了大學研究的時候,反而倒過來了,教學生要孝敬父母、尊老愛幼等,整個教育的階段及目標完全倒置了。

劉遵義:

我很同意,通識教育理念絕對要從小培養。我記起以前中國的蒙學教的都是《三字經》、《唐詩三百首》、《千古文》等。我小時候也曾唸過,單純地背誦《三字經》,基本上不知道背後的意思,到了長大之後才發現他的用處。長大後已經沒時間去背誦這些經典,但清楚記得小時候有背過,還記得。

最後我想總結一下,復旦大學跟我們中文大學在人文精神跟通識教育的問題上,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讓我們保持緊密的聯絡,不斷交流勉勵,為未來大學教育的發展出一分力,發一分光,謝謝!

 

問答環節

 

主持:

謝謝楊校長,謝謝劉校長,聽完楊校長的講座和兩位校長的見解,實在獲益良多,相信在座每一位都有一些問題想請教兩位,想要提問的嘉賓或朋友請先舉手示意,並且使用設於座位旁邊的麥高峰發問,接下來煩請劉校長為我們主持。

 

問:

楊校長您好,我是中文大學生物研究系的學生,跟您當年一樣從事科學研究的。我想問一下,剛才您引撒切爾夫人的一句話覺得很深刻,您說中國沒有思想和文化的輸出,對中國來說,人文精神在古代和現代不一樣,在世界範圍內,東西方也不一樣。我想請問您,在推廣人文精神的過程中是怎麼樣做到古今中外的交叉融合?另外,現在大學生覺得上通識教育課更多的是完成學校的要求,拿到學分,不知道您觀察大學生的狀態是怎樣?針對現在大學生的狀態,您認為通識教育該有何對策?第三,人文精神和科學教育之間,我們又應如何取得平衡?

 

答:

這三個問題都是相當難的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我希望我沒有被誤解,我的目的不是要輸出文化和思想,其實在文革當中我們曾經輸出中國革命,輸出給越南,結果和越南打一仗;輸出給柬埔寨,結果又釀成另一個慘劇,證明這種輸出是不行的。但是我想我們傳播出去的主要目的是讓世界瞭解我們、理解我們,讓世界知道我們的思考方式。至於涉及古今和中外的問題,我相信五百年以後,中國人仍然是中國人,跟美國人還是有差別的。儘管時代不斷在變,但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很難變的,尤其像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當今很多文化都出於文化基因和許多外來文化揉合而成,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世界可能對西方的文化傳統比較瞭解,但對中國傳統的那部分並沒瞭解得那麼透徹。大學的任務,在我來說,是在全球視野下建立一個宏大的中華文化發展和傳播的戰略。這個戰略的內容非常豐富,不能簡單分清楚中外的元素,著眼在使具有鮮明的中華文化基因對外傳播和交流。

第二個問題,對大學生的狀態的評價。其實各大學都有差別,內地大學尤甚。大學生在不同的生活環境、文化環境生活,自然有不同的學習心態。就像以前我們在火車上和來自各地的學生聊天,15分鐘後,大致能判斷出來對方是哪家大學畢業的。我剛才說的是,大學生有通識教育的需求,關鍵在於大學生不滿意大學某些通識教育課程,主要是還沒有真正觸及到學生的神經。最近我在學校的網站上看到一位應屆畢業生的話。他說這四年他在復旦走得太快,所以靈魂掉隊了。由此可見大學生並非沒有思考,在很多方面思考得比我們還深。倒過來,到底有多少教授能夠走在學生的靈魂前面?我懷疑。尤其是理工類的教授,在這方面有一部分教師是不太合格的。今年224號,我在復旦大學對中層行政人員及教授的演講,題目叫「我心目當中未來的復旦」,明確提出兩點:第一,復旦大學不需要那種才子加流氓的學者,這是魯迅先生的話。第二,我不需要帝王氣加才子的學者,帝王氣是指擔任了一些行政職務,仗著自己於校、院內或系內的權力,把系內或院內其他學者的功勞都據為己有的人,以前在這方面出了不少的問題。不要把學生評估得太低,也不要把教授評價得太高。這些年來,不乏綜合素養不高但專業學問做得不錯的學者,發表了好一些論文,但大學就圖那一兩篇自然科學的文章保留這個人,而把真正有教育功能的教授排除在外嗎?所以,大學的評價標準不能是大寨大隊長計工分的評價方式。

第三個問題講到人文與科學。實際近代人把這兩者對立起來,我想引馬克思的一句話,他說人文與科學在本質上是一門學科,但礙於人的壽命,以及人類現在的認識水準,使得我們無法把它們看成一門科學。所以我們把物理分成電磁學、力學等,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學科劃分,但實際上它是同一門東西,不應該是對立的。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才不得不選擇性地去學習專門知識。這種情況下,沒人能教學生該修多少通識學分,多少專業學分。學生得自己選擇,決定未來的路。就像有些科學家仍然不接觸任何人文藝術,但也有一些科學家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和藝術的基礎。就像我們復旦大學原來研究莎士比亞最好的不是來自英語系而是物理系的一位教授。每個人都不一樣,實際上在選課程時,先想一想未來想幹甚麼,就知道該選甚麼。說句實話,如果我不當校長,我也不會去看中大前校長金耀基先生的書。你至少要具備基礎,等到畢業後,走向社會後,需要這種知識時,馬上就能去學,大學教育是為了給你打好良好的基礎。你的專業和人文不是矛盾和對立的,說得可能比較空洞,但這是事實。

 

問:

我是來自內地的中文大學一年級新生,我覺得內地人文缺失的問題是評價體系上的不足,您認為我們在評價體系上該做怎樣的努力?

 

 

答:

我想先說現在的評價體系是怎麼來的。我簡單地稱現在的體系為文革時大寨式評分。我在農村待過六年,清楚知道甚麼是大寨式評分。如果你仔細去看,包括科技部、教育部和國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員會,從來沒發過這種樣子的評價教師的檔。那麼現行的評價體系是怎麼來的?學者弄的。比如我們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去評傑出青年基金,候選人作報告,我們便開始判斷,到底這個人能否得到傑出青年基金。現在學科越分越細,任何學者可能只瞭解自己專業的範疇,這是當前我們內地教授的大問題。假如要評價的並非自己的專業,該怎麼處理?第一看論文數量。第二,美國人創造了這種非常簡單,但非常「有效」的指標,看他有多少SCI文章,我們根據這個指標評分。但如果僅僅如此,評審的專家作用是甚麼?一台電腦便可以把全國的青年基金申請人的申請書都評下來。總之,這起源於教授判斷能力的喪失。現在內地無論申請甚麼項目都要答辯,由於評審教授判斷力的喪失,答辯環節很容易淪為表演,口才好的很容易拿到項目,這是必然後果。要從根本去解決這個問題,得提教授對科學問題的審美能力,這又涉及到人文了。科學家對很多問題的判斷,如研究結果與方法的判斷,實際上是一種審美。比如說看到愛因斯坦的E=mc,我們2會因為它的簡單而認為美麗。但如果沒有這種感覺,他只會覺得這是一個公式。從這個學期開始,復旦大學從學校層面上把這些過分定量的評價方式都廢棄掉了。這種計算SCI文章數量的方式是從南京大學開始,我說過它必須在復旦大學結束。

 

問:

楊校長您好,非常感謝您精彩的演講,我是復旦大學2007級旅遊管理專業的本科生,感謝復旦大學給我們機會在中大交流。就我在復旦的學習經歷,有人問我在復旦印象最深刻的課是甚麼,我回答是一門通識核心課。但自從大一的書院生活結束後,就回歸院系,開始在院系展開新的生活,我覺得我在復旦的成長經歷分成兩塊,一塊是通識教育,一塊是專業教育。校長您說得特別好的是,一定要兩者結合。我很希望甚麼時候在專業院系接受這種通識教育,因為大一以後,從書院離開以後,我就再也不是克卿人了,我就感受不到專業和通識有甚麼關係了。謝謝您!

 

答:

你這個問題馬上就解決了,714日,我在全校黨委擴大會議上做了一個報告,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通識教育將貫穿並合理分佈在整個大學過程,不分成一年和後面三年。另外,書院也是四年,不是一年。第三,把整個復旦學院作為本科生院的概念來考慮,教務處、書院管理等等各種學生管理都在復旦學院下面,我們完成了這麼一個巨大的改革。因此,你剛才提到的問題很快就可以解決。

參考書目

1.    艾倫(Allan,D.W.)(著),任中棠等(譯)(2005)。〈高等教育的新基石〉。《求是學刊》第3期,頁610

2.    雅斯貝爾斯(Jaspers,K.)(著),鄒進(譯)(1991)。《甚麼是教育》。中國:上海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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