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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教授学术报告:人才养育与知识创新
文章来源: [作者:陈平原]  发布时间:2013-03-12
 
 
    2012年4月1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应中央党校文史部邀请,为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第51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题学员做了题为“人才养育与知识创新”的学术报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教授及部分教员参加了学术报告会。
  陈平原教授针对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学术人才培养问题,发表了犀利独到的见解,现将报告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陈平原教授认为:相对于理工科和社会科学而言,人文学科的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标准仍是相当模糊的。人文学乃“无用之大用”,其“实用性”不是直接体现的。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下,人文学科不得不向社会科学靠拢,力图证明自己也很“有用”。其结果是,背离了传统人文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与“心高气傲”,远离了文辞、趣味、想象力,以及江湖情怀。这种情况,很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发展。
  在当下人才竞争白热化,人才流动频繁活跃的情况下,高校往往努力延揽“学界的领军人才”,而忽视了学科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的,大都是特立独行的“独行侠”式人物,而非所谓的“领军人才”。好的人文研究,以个人的思想与学养为核心,有没有合作者、参与人数多少,这并不重要。但我们现有的人才观、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倾向于“学术组织者”,热衷于大规模的“集团作战”。这种做法,必定偏向于“编纂”而不是“著述”,编几百册、上千册一套的大书,摆在屋里很好看,此等“皇皇巨著”,其作用仅仅是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而已。反之,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特立独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湮没。这种导向,让人们热衷于指挥别人干活,而不是自己干活;指挥一大批人来做学术研究,不是自己做学术研究。中国学界的这一大趋势,与政府的价值观及经费支持方法有关系,应当反省。
  陈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学术界一般性的人才数量已经非常可观。现在的关键是培养、选拔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意识、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投入学术事业并取得突出业绩的顶尖人才。但学术界的现状却是:“数量淹没了质量,民主鼓励了平庸,项目取代了成果,学术受制于人事,短线操作扭曲了长期目标,媒体影响了学术界”。
  如何扭转以上问题,实现人才养育与知识创新,陈教授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善待评委与学者。
  目前中国学界在人才评审上问题重重。不管是选院士、长江学者,还是评优秀著作、科研项目,到处是运作与请托,种种不正之风盛行,以致缺乏基本的公正性、严肃性。所以,应改变现有中国人情社会下,已经变味了的“匿名评审”制度,不给评委推卸责任的借口。具体建议是:第一、明确回避制度,实行外部评审,杜绝内部利益交换;第二,在高级评审中,公布评委名单,赋予评委尊严、荣耀,同时明确评委责任;第三,在评审会后,公布会议过程和发言记录,让每一个评委对自己负责,对公众负责。
  第二,给学者信任和方便。
  大学的领导,应该对本单位的学者有清晰的了解。对那些特立独行的学者,能支持的支持,不能支持的,要默默的关注,给他特殊政策、经费,任其自由挥洒,不要逼他们去申请课题。现在的学术体制中,学者基本薪水太低,而各种奖励又太多。所谓的“奖励”,又分两种:著作奖励钱太少,课题经费钱太多。这正反映了当前我们对学术成果和科研课题认识的错位。
  现在,整个中国学界都热衷于填表、申报课题。不同专业的研究方式,有很大不同。就人文学科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是长期酝酿,苦心经营,最后才推导出成果的。这个结果往往是十年前、五年前不可能预测到的。还没开始研究,就能说得头头是道,不是已经完成(如博士论文),就是在夸大其辞。现有的课题体制,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出版,整体上是“精品不精”;说绝点,都是“半成品”:立意很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是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匆匆出来了。观察这三十年中国学界,别的我不敢说,人文学方面,好的著作大都有以下三个特点: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基本没有资助。
  所以,奖励人文学,最好以“人”为本,不要以“工程”为本。认定了一个好学者,直接给与奖励,而不问其具体用途。或者实施“后奖励”制度,即学者事先不要钱,做出成果来,再由政府奖励经费。如果不这样,仍然以课题为中心,长此下去,会出现一大批只会填表、只会写课题报告,而不会写研究论文或学术著作的“著名学者”。这关系整个中国的学术风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更何况课题经费报销中漏洞很大,有的甚至是逼人造假、作弊,不但危害学术,而且会养坏人心。
  第三,学者需要养育,切忌拔苗助长。
  当下的中国人,对大成果、大学者的期待过高,巴不得马上见成效,于是拼命“打激素”、“催生”、“剖腹产”,结果出现了各种真真假假的“学术大师”。科研论文的“量”上来了,“质”却很不理想。实际上,大师的养成、大成果的推出,都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难以短期见效。我们应当做的,是造成好的学术氛围,密切观察学界进展,加上适当的扶持,这样就行了,千万别揠苗助长。
  在当下浮躁、功利的风气下,中国学界热衷于选拔大师、抢夺“高端”人才,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对刚出道的青年教师很不关心。40岁以下刚入职的年轻老师,有朝气、肯向上,是真正有创造力的学术人群。但在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下,学校往往把青年教师当廉价劳动力使用,压给他们太重的任务。多上课,多申请课题,赶快出成果,这样做,近乎杀鸡取卵。与此同时,青年教师还要承受较低的薪酬待遇,以及很重的生活压力。这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通病。如何善待青年教师,关注他们的处境,是我们必须反省的一个问题。
  大学要“宁静致远”,首先是领导的问题,而不是教师的问题。教师一旦有较好的条件,就会这样做。如果领导不给教师提供坐下来安心读书、做学问的环境和机会,怎么样的号召也没用。这不是一个思想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不良的学术制度,就会导致今天这么一种“怪现状”,大学校园里,教授们都像“赶地铁”一样狂奔,拼命出成果、拿奖金。而这种“多快好省”赶出来的成果,必定不是大成果。
  第四,大师哪里去了?
  今日中国风气浮躁,“大师”帽子满天飞,但往往言过其实。事实上,当今中国学者更应沉住气,脚踏实地,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这样才能出大成果,才能成就大师。现在,政府对于培养、扶植人才特别用心、用力,但效果往往不是很好。一些部门、高校设立各种“培养计划”和基金,专门培养“特殊人才”。这实际上仍是“计划经济”或“举国办体育”的思路。事实上,人才并不是怎么“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的。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予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好的学术环境,让他们自由发展。而究竟谁是“未来之星”,过个十年、二十年,真正有了实际成果,再来评判。
  就学者来说,现在作为学术骨干的一代人,欠缺的不是学识,不是积累,而是学术理想和学术热情。比起前辈学人,以及当代欧美著名学者,今天中国大学教授普遍缺乏学术激情,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职业。老一辈学者条件不好,却心无旁鹜,有学者气象。现在的专家则“心有旁鹜”,忙于“走穴”,不再把学问当回事,或者盯着商业,或者盯着政治,八面玲珑。这正是当前中国学者“做不大、走不远”的根本原因。
  第五,学术如何评价?
  当下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在“寻寻觅觅”。其实,在我看来,有没有“大师”,并不很重要。学术风气好,不是大师也能做出一流成果;学术风气不好,自以为、或被捧为大师的,也必定迅速陨落。对学者来说,学术环境很重要。之所以大师、天才有时候成批出现,而又有时候一个都没有,很大程度是大环境的关系。今天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好,这与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位有很大关系。理想的状态是,“学在民间”,真正由民间掌握学术评价的尺度,而非政府。但当今中国恰恰相反,评价体系越来越往官方转移,民间尺度完全缺失。这就导致官员主宰学术,教授追求官职,大学越来越行政化。结果呢,中国大学的钱越来越多,教授们的精神却越来越萎靡不振。
  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没有形成真正的权威、自律、讲规则、负责任的知识共同体。建构知识共同体,阻止中国学术进一步堕落,需要健康良性的学术评鉴机制,需要能使人有所敬畏的“学术警察”。其中,尤其要注意书评的力量。好的书评,要有过硬的学术班底主导把关,要有独立的写作及编辑体制,同时,应提高书评的稿酬,且将其作为“学术成果”看待。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立相对公正的学术评鉴机制,才能扭转学术风气。
  最后,陈教授对当今中国的学术环境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加以展望。他认为:中国当前的学术培养体制,是用强制命令来推行创造力,其作用是外在的而非内发的。单纯以经费支持,来鼓励迅速的创造,迅速的突破,必然会导致很多华而不实的无用项目。我们必须警惕学术“大跃进”可能导致的不良效果。中国的学术发展,有必要考虑放慢脚步,放慢速度,更好的反省、思考,调整步伐,这样才能走的更远。如果一味狂奔,数字固然会很快升上去,但是效果、质量将是很不好的。而走得太快,还有“摔跤”的危险。当然,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学术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今的中国学术界“躁动不安”,但又“生机勃勃”,充满了机遇和希望。如果我们的路走得正,就不难走出自己的风采。
  (王煦博士整理)
  附:陈平原教授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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