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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文史部召开“诗教与诗学”学术研讨会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4-24
 

2016115上午, 中央党校文史部主办的“诗教与诗学”研讨会(一)在中央党校育园楼第一教室顺利召开。与会外请专家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铸,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兼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庆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丁国旗、陈定家研究员,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编辑部教授、编审赵建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立敏,《文学评论》编辑刘艳,《光明日报》社光明文化周末•文荟版副主编饶翔等。文史教研部主任李文堂教授和文史教研部的其他老师参加了会议。还有很多老师和研究生旁听了会议。

研讨会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会上各位老师积极发言,互动交流活跃。研讨会涉及诗学的历史发展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当代文艺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革新、西方诗教传统的特点等多个方面。杨铸认为谈诗教问题有简单化重美刺的倾向,实际上诗教和美育可以做到不抵触。他结合诗论史中对“赋”的解读来谈诗的教化作用。张立敏从“明代诗人创作中的诗教和诗法”、“明代诗教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前后七子以及性灵派对诗教的认识”三方面来说明“明代的诗教传统”。马奔腾重点论述了魏晋南北朝诗教观变化,即从《诗经》之教发展到更为宽泛的诗歌之教,但《诗经》之教所确立的基本方向仍是诗教的主流。马庆洲、张文则是以《诗经》为着力点,张文老师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进行阐释。马庆洲将《诗经》作为典型来谈“诗教”,《诗教》离不开《诗大序》,他认为单纯将《诗经》理解为文学作品太简单了,这部作品中的文化意蕴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丁国旗重点强调了文艺的教化作用,提出两个问题“诗教是什么?”“诗学是什么?”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教化思想、西方文艺理论教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教化思想出发,来说明好的文艺作品的教化是通过主体的主动接受实现的,而不是强加给的。李媛媛从中西“艺术”概念的演变说起,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1819世纪,正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由结合到分离再到试图接地气的转变。刘忱把诗歌的教化作用与当下农民工的文化困境结合起来,提出了我们应该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的主题。赵建新和梅敬忠认为诗教不仅仅限于诗歌,戏剧、戏曲也可以达到教化人的目的。赵建新举了各个时期的例子说明了从五四以来社会政治文化都是从戏剧开始,戏剧的政治教化宣传功能远远超过其他。梅敬忠将诗教与曲教结合起来,诗教温柔敦厚,曲教则高台教化,大传统的“诗教”往往通过民间的“说书”、“戏曲”传播。陈定家、刘大先、饶翔、丛治辰围绕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热点展开论述,陈定家老师分析了近年来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热点,其他三位老师将“诗教”传统与当代文论相结合,主张重新从传统文学中挖掘美,以改变“五四”以来我们的“审美自主性”遭到排挤的状况,要“自创伟词”,引领批评风气,而不是一味地跟随西方的话语体系。

本次“诗教与诗学”研讨会从各个角度对诗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气氛热烈,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有启示意义的观点。

 

 

20161126,中央党校文史部“诗教传统与当代文艺批评”创新工程项目组,举办“诗教与诗学”学术研讨会(二)。会议邀请到6位校外学者参会:北京大学中文系计璧瑞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喻天舒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王慧玉副教授、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杨子彦副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吴泽泉副教授、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徐刚助理研究员。本校教师和研究生逾十人参会。

李文堂主任首先致欢迎辞并做学术讲话。他认为古希腊政治概念范围很广,如柏拉图所讲的诗人与城邦的关系,中国古代孔子讲“政者,正也”。中国为非宗教性教化,文教传统。以诗教培养政治家的心性,诗教也是政治家的自我教化,诗教在各大文明的传承中非常重要。吴泽泉主要谈了梁启超的“趣味论”。梁启超的趣味轮涉及到诗教问题,是艺术与人生的统一,是泛审美化的人生论。梁启超对趣味的解释与朱光潜不同。他从三个方面阐释。1、趣味论与梁启超的人生态度。2、趣味论与梁启超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关系。3、与近代教育家著述的关系。林雅华谈了德国思想传统中的诗教问题。她结合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进行论述,谈了英法德三国的相关争论。古代的诗是素朴的,重在模仿,追求和谐;近代的诗是感伤的,人与自然相分离。席勒想揭示现代性过程中的人性问题,设计出审美乌托邦的救赎方案。艺术、诗可代替原有的宗教,以审美的人代替全能的神。席勒深受康德影响,又不可避免地走向感伤的境地。徐刚讲了当代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以贾平凹小说为对象进行论析。贾平凹小说中妇女拐卖问题,对乡村命运的关注。河北有女教师被拐卖事件,贾平凹的小说是与此的对话,有鲜明的情感倾向,体现出伦理的困境,小说有一种残酷与荒诞交织的氛围。喻天舒谈了古希腊政治中诗教的重要性,那是城邦的诗教。古希腊的悲剧所有的公民都必须看,并有看戏津贴,以达到通过悲剧教育民众的目的。而中国诗教传统的维系也有强大的政权的力量。计璧瑞谈了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为什么失败。她分析了国民党独尊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具有脆弱性、含混性。大陆时期不重视,没有整体的规划,在文化战线上失败的比军事还要惨。但文艺失败是整体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根本原因。台湾时期文艺有效,也是在政治、经济有效的基础上。杨子彦结合明清小说谈诗可以群。诗可以群,突出了集体性、娱乐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人物的境界,通过诗来体现,展现每个人的真性情。《儒林外史》写于乾隆时期,胡适认为比《红楼梦》好,文人墨客在一起吟诗,以社会底层的男性为主,存在大量的反讽。王慧玉对孔子与柏拉图的诗教观念进行了比较。梅敬忠谈了曲教问题。从明传奇、南戏谈起,南戏中有大量为维护家庭关系而作的伦理剧,如《琵琶记》契合了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需求。他重点分析了蔡伯喈、秦香莲等人物所具有的意义。

最后李文堂主任进行了总结,指出当代文艺批评缺乏理念,而理念应从伟大的传统中生发。一个中国人应有对自身文明的了解,应有自己的体系、学问,不是跟着别人走。伟大的作品应有伟大的思考,它不仅是文艺作品,也是政治作品,应有深刻性、复杂性。诗教渗透于生活之中,应超越狭隘的文艺范围。

 

 

2016124,“诗教传统与当代文艺批评”项目组在育园楼2教室举办“诗教与诗学”学术研讨会(三)。会议邀请到五位校外专家: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高晓成副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李林荣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静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鹏飞副教授、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赵长征副教授。会议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梅敬忠致开幕词。

梅敬忠强调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性,并且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话语体系中, 以及我国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强的演变。他重提“曲教”,指出曲教是诗教的具体化。

李林荣分析了诗教的经世致用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相结合,他首先指出了现在的文本解读脱离了原来的状态,只把握了文本的一小部分;接着强调了经典文本的再解读,应该将文本的解读与理论反思相结合,并结合自己的论文向大家讲述了“观念反思与经典文本解读的结论性部分”,包括以下几点:(1)诗教一词在通行的各种古代文论的教科书里一般会认为代表着自孔子以来源远流长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传统,但是从源头上来追溯并不能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学现象相配,“诗教”在现代的教科书中是一个贯穿古今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传统;现在我们所提到的“诗教”这个词与当年孔子所提到的“诗教”的内涵是不对等的(2)当代诗教之中不仅包括诗教本身的内涵和外延的归集和界定,也包括了对作为思想和价值传统的诗教所作的历史性的梳理,都具有一层无法剥离的当代意识建构;这样的意识建构很显然是依托了当代社会语境下的与诗教联系最密切的文学批评实践,这包括文本的阐释与文本的评价;当代文学批评实际上也就是在我国古代诗教传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对社会的反映;但从当前的文本批评的现状来看,诗教传统的本来面目与我们运用它得到的文本理解是有偏差的,主要体现为何为诗教、诗教何为。孔子所指的“诗教”远远比我们所做的文本解读更宽广,承担的功能更大。他还结合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矛盾的《子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来深入分析。

安静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诗教问题。诗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艺术的话,那么教化过程也可以理解为艺术符号学对人的再教化过程。她从三方面来分析。1、对诗教进行艺术学符号解读的可能和为何可能;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谈,首先是从个人的认知过程来看,以诗为教是人通过文字符号习得知识的过程,也是人形成认识的过程,多知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对诗经学习最起码的收获,这种学习是通过人对符号的认知过程来完成的;其次从社会的学习结果来看,诗教的“兴观群怨说”是符号学习的群体性结果,也是符号传播的展开过程,用艺术符号对诗教分析师具有学理的可能性。2、诗教的人生修养与艺术符号学的哲学意蕴;“思无邪”的目的在于修身,在认知领域方面,艺术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位置与西方美学有着不同,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有着二元对立的传统,艺术的地位是中介性而非本体性,中国则是万物一体的哲学气象,主客观呈现出了普遍的主体兼性,审美主体和客体互为主体的特征;3、从实践的角度来谈,诗教的尽善尽美与艺术符号学的批评符号对指称对象而言方向总是从能指到所指,但有时候也会从所指回到能指,这样的一个指称过程恰好是人学习诗开始经过诗乐舞的熏陶最后成为一个社会理想的人,艺术批评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审美的伦理进行批评。

秦露主要从三个问题来阐述,1、什么是诗教,诗教和立法的关系。教化人们是为了安顿人们灵魂中的秩序,有一种悲悯的情怀;人类最高的记忆是立法,政治首先的事情是教育,教育中最本质的就是乐教,也就是为了拯救人们灵魂中的秩序,结合柏拉图的具体文本来说明乐教对国家的法律大厦有颠覆性的影响,“乐教”这一类的法虽然不是成为法,但是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是维系整个邦国的丝带。2、谁来为诗教来立法。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为诗立法,他在《理想国》中的三次立法中的第一次就是为诗人立法。3、诗教作为教化当中最为灵魂的一个部分它本身是不是最高的教育,这背后有一个现实性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以追求真理为理由就可以不遵守我们的礼法;借用《理想国》阐释,无论是我们以自由知识分子还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探求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破坏和违背城邦最基本的法律和习俗。

高晓成首先谈了诗教内涵的发展历程。他说现在“诗教”包含的范围比古代更加广泛,包括功能作用以及诗歌的创作技法,这几乎就包含了诗歌理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考证了温柔敦厚的起源,由此指出诗教最初是教给人们如何做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这可能就是诗教最早的一个含义,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的刘勰,诗教观都是围绕着诗歌的功能作用而言的,在南朝后期,诗歌自身的价值崛起到一个相当成熟和完整的高度,这个时候人们对诗歌的关注尤其是诗教方面开始突破之前的范围,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特点,他梳理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的节点是皎然的《诗式》。其次他分析了晚唐“物象比”理论及其在诗歌意象化过程中的意义。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语言“意象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而在中晚唐至宋初的诗歌理论中,集中出现了一类专门讨论“物象”与政治、道德等相关的“人事”之间关系的内容,与传统上更为常见的“情感”类人事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诗歌语言意象化的主要基调。他对这类内容的构成机理、当时的理论认识、对诗歌意象化的作用、集中出现的原因等几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讨,以期对这个现象在整个古代诗歌意象化过程中的意义有所揭露。

李鹏飞结合章学诚和钱穆的观点谈了对诗教的一些看法。诗教的理论最早来源于《论语》,诗教在孔子的教化体系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解释如下:诗兴起人的情感,升华感化人的情思,人的情思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乐的作用是和,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钱穆先生的论文《读诗经》和《诗言志》从乐理的角度看孔子的诗教说。诗教的说法来自于《礼记》,“温柔敦厚”是诗教的本体,章学诚说:“诗,温柔敦厚者也”,意思是诗歌不直言之,而是通过比兴的手法来言说,钱穆在《读诗经》中继承章学诚的说法:《诗经》尚用比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温柔敦厚的性格。《诗大序》对诗教有更深入的阐说“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我们可以感到诗歌既对人们情感的教化,又对政教起作用,这可以看出和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诗教有某些相似作用,这是比较早的对诗教的解说,后来学者对诗教有不同的解说,其中有启发作用的是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下》中说道:诗教是儒家所推崇的学问中起最重要的教化作用。钱穆对章学诚的这种说法做了很多重要的阐说,他说《诗经》的妙处在于善用比兴,凡后世的文学成为正宗者莫不用比兴。总之,诗教在所有的儒家学问中对后世的影响是最深远、最长久的。

赵长征结合《诗经》具体考证了“伊人”这个词从古至今的变化。在《诗经》里,《秦风•蒹葭》是知名度很高的一篇:在那飘渺倘恍而又霜露凄迷的秋天的水边,有一位神秘飘逸的“伊人”,让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上溯下游,往来追踪求索,却一直可望而不可即。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把这首诗解释为一首爱情诗,“伊人”当然就是指佳人了。郑玄认为“伊人”指“知周礼之贤人”,后人就在此基础上继续引申,把“伊人”解释为贤人隐士,把全诗说成是渴求贤人、思慕隐士之意。至于这贤人、隐士是否与秦襄公相关,就各人又有不同了。明代丰坊《诗说》:“君子隐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诗。”朱善《诗解颐》:“‘所谓伊人’,虽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词,有敬慕之意,而无亵慢之情,则必指贤人之肥遯者,惜不知其何人耳。”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蒹葭》,惜招隐难致也。”“盖秦处周地,不能用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也有人把《蒹葭》一诗比附到秦穆公用贤人百里奚、蹇叔的事情上去,如宋朝王质《诗总闻》就持此说。明代季本《诗说解颐》颇有新意:“此诗言人不可远人以为道也,盖知学者所作也。”“伊人,犹曰此人,指道之所在而言也。”在他看来,“伊人”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比喻“道”所在的地方。追寻伊人,其实是比喻追求“道”,也就是真理的过程。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解放,才开始有人把《蒹葭》解释为爱情诗,把“伊人”解释为爱恋的对象。

丛治辰将诗教与文本解读结合起来,以教材中的“鲁迅”为例,从延安时期开始,通过讲话开会等,将鲁迅“个人主义”的一面洗掉,一开始就带有“左翼”的倾向。他集中考察1956年到1958年,以及19621964年,1987年的课本以及新世纪2001年所谓的新课标的课本,通过比较,一方面看到宏观的变化,也能看出微观的变化,这几个节点政治瞬息万变,都反映在课本上,他主要关注的点是选目、教师参考用书,课后题,以及与台湾,日本进行比较。他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例,就选目而言,我们中学课本选择鲁迅的文章是非常窄的,而且位置非常固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基于文学性,但是从民国到共和国,课本里的鲁迅还是会有增删,纯粹文学性的文章不见了,杂文慢慢变多,尤其是文革时期,杂文明显增多;从解读层面来说,鲁迅研究界不断变化,课本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变化:出于对于教学目的和学生接受能力的判断,有些课文可能从低年级移到高年级;教材纸质质量可以反映国民经济;教师参考的变化,从政治性到文学性。

马奔腾讨论的话题是诗教传统与禅诗现象,诗教传统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各个时期诗教已经包括了诗乐之教,德行之教,政事之教等很多方面,可见它对社会的涵盖面是很广的,在这种大环境下,佛教进入中国后受到了诗教的很大影响,改变了自身的一些特点,禅宗诞生之后,诗歌领域普遍出现的禅诗现象是和诗教密切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3点:1、诗教和佛教很早就有互动的关系。诗教从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走向制度化,南朝之学也存在经学与佛学的互动,融通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士人阶层与佛教界共同努力的方向。2、诗教背景中佛教对诗歌的重视。印度佛经与中国佛教典籍的对比分析,发现除了中国佛教典籍除了与印度佛经相近的形式,也使用了诗歌的方法。3、诗教对禅诗特色的影响,诗教是影响中国诗歌发展和艺术特点的中流砥柱,而禅诗因宗教背景,所言之志,所写之情,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打下了诗教的深深烙印。禅的超脱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佛教的时空特点也影响到了诗的时空观。

会议最后由马奔腾进行了简要总结,指出本次会议对诗教问题、诗教与诗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又有了一些突破,特别在结合具体作品的认识上新意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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